伊拉克战争是布什主义的最大试验场，其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布什主义能否作为一种战略模式加以推广。因此，有必要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处境进行系统评估。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迷茫状态。在安全方面，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围剿并频频取得胜利，但反美抵抗却愈挫愈奋，反弹强烈；在政治重建方面，伊拉克民主化进程按部就班推进，但伊拉克教派矛盾却日益突出，政治结构愈加脆弱；在经济重建方面，美国不断加大投入，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但伊拉克重建却乏善可陈，民众依然缺水少电。因此，连美国人也搞不清，“美国到底是在赢得还是在失去伊拉克战争”。（注：Dan Murphy,“US strategy in Iraq:Is it working?”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21,2005 edition.）在综合国内专家学者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评估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是否成功，主要应看3个标准：战略目标的可行性，目标与手段的对应性，以及战略手段的适用性。据此评估，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 一、战略目标缺乏可行性 衡量战略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是看它是否与其国家利益相符，二是看它是否与其实力和资源相当，三是看它是否与其他战略目标相冲突。（注：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美国在伊战略目标主要有两个：推翻萨达姆政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样板，以民主化重塑中东政治。然而，美国对伊战略及其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缺乏可行性。 一是缺乏合理的利益诉求。任何战略目标都应以维护、增加本国的现实利益为目的。“利益观念确是政治的基本观念，是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目标恰恰存在着脱离利益基石的倾向。 首先，美国一味追求民主红利，使美国在中东其他方面的利益受损。“9·11事件”后，美国对其中东利益重新进行了界定，反恐和防扩散成为首要目标。随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抬头，曾被认为最不现实、有碍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民主改造”战略，成为美中东战略的中心环节。它与美国在中东的其他战略目标之间的脆弱平衡被骤然打破，由此造成两个消极后果，加剧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并使中东国家对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变得日益敏感。（注：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17—18.） 就前者来说，中东地区法治传统不强、公民社会不成熟、政治共识不足，民主化的过程、方式和走向是难以控制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往往会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引发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的争斗，一旦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自我康复与治疗的难度很大。伊拉克自美开战后陷入动荡，安全形势一直没有改观。这与美国维护中东稳定，确保稳定石油供应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就后者来看，中东政治改革可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美国不断对中东国家施压使其与美关系愈加疏远，由此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利益。（注：Op.cit.,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p.53.） 这种战略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着顾此失彼的两难局面。 其次，中东实行民主化未必有利于美国。一个政权及其内部制度（是否民主）与对外政策（是否亲美）并无逻辑联系。从与美国的交往史来看，中东不乏民主国家（如伊朗的摩萨台民选政府）坚定反美，而非民主国家（如巴列维治下的伊朗）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先例。当前，随着美国反恐战车在中东的推进，中东反美主义倾向日益高涨，加上本地区原有民粹主义情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作用，具有反美情绪的“草根阶层”正在成长为现实的政治力量。（注：Op.cit.,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p.55.） 无论“伊斯兰民主化”还是“反美的民主化”，都有违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反而使其在该地区的既有利益变得不确定起来。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伊拉克大选中，美国竭力扶植的阿拉维亲美势力惨遭失败，而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传统宗教势力则异军突起。（注：Juan Cole,“The Shiite Earthquake,”http://www.truthout.com,Tuesday 1 February 2005.） 二是超越美国的实际能力。战略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还要看这一目标与该国的力量和资源是否相称，如果战略目标超越国家的实际能力，反而可能损及国家利益。爱德华·吉本曾说过，帝国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其统治者必须注意不要过度扩张其边界。罗伯特·吉尔平也指出，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从心而陷入衰落乃至灭亡。古罗马帝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几乎都属于这类典型。而在伊拉克和中东，美国正面临与上述帝国同样的遭遇。中东地区历经多次民主化大潮冲击依然岿然不动，表明“中东民主例外论”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这一“民主赤字”也不是短期所能消除的。更重要的是，中东国家对美国推动的“民主改造”至今仍缺乏热情。没有内因作基础，单凭美国之外力，要想顺利完成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的民主改造是不可想象的。 伊拉克的民主化与当年德、日的民主改造完全不同。德日都是单一民族国家，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拥有推崇民主的强大中产阶级，而且两国民众在美军抵达时已彻底从暴力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并主动与占领者合作。然而，“由于伊拉克民众对美国存在敌意，这种相关的先例在伊拉克完全不同。”（注：Edward N.Luttwak,“Iraq:The Logic of Dis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p.27.）“伊拉克民主化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分裂严重的社会，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敌视占领的环境。”（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因此，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反恐问题也是如此。正如俄总统普京2004年12月接受采访时所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独应对恐怖主义和众多的局部冲突，更不可能单独保障全球的稳定和进步。（注：“普京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http://jczs.sina.com.cn/2004—12—06/06292488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