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是东西关系的一个地区缩影，也是南北问题的一个全球典型。由于经济关系是双方关系的基础与核心，故南北问题始终是日本与东盟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然而，由于东方的日本又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中的一员，所以日本与东盟关系又折射出了东西方的色彩。 一、东西关系下的日本与东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两极格局逐步形成。东西冷战以美苏全球争霸为主要特征，表现为在经济体系上的对立、政治上的争斗、军事上的对峙，以及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美国亚太半月形包围圈上的几个环节，日本与东盟地区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地带。在这种东西关系框架下，日本通过东盟政策，发展壮大了自身实力，巩固了西方阵营，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起到“补台”作用；而且，在稳定冷战局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两极的对峙和分裂。 首先，日本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冷战格局，同时提升了西方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在美国的扶植与支持下，日本加入了国际组织，也迈进东南亚及欧美市场。在东西阵营对立的情况下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进行的，（注：[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旨在扩充经济实力，也相应巩固了西方营垒，其本身就带有东西关系的色彩。针对日本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尼克松做了一个类比：“从狭隘的贸易和利润的眼光来看，日本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崛起，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在东西方斗争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它却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因为在自由国家的世界里，日本的实力正如强大的西欧经济一样，弥补了我们的不足”。推而广之，“日本应以长远眼光来看待同贫困国家的关系。不能使这些国家滑入苏联轨道”，日本最好能中止同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古巴和越南的贸易，更多地同那些需要援助以抵抗共产主义“海妖之歌”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注：[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事实上，东西冷战一定程度规定了日本对外经济的活动范围。当然，日本主要是从经济利益的必要性来考虑问题的，并没有完全受意识形态及不同阵营等政治制度上的限制。 其次，日本通过对东盟的战略援助和政治支持，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抵制了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影响与扩张。东盟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组织，囊括了当时东南亚地区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否认，其亲西方反共的政治因素是促进内部联合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东盟成立后，美国评价其为“亚洲的新风”，希望盟国日本给予支持与合作。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之越南战争失败，开始逐步从亚洲收缩势力；苏联则以咄咄逼人的攻势乘虚南下，插手东南亚事务。为了填补美国撤离后出现的“真空”，维护自由主义体制，美国也希望日本作为补充力量，加强经济援助和合作，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福田主义的出台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对越援助政策，就是日方把经济援助作为政治杠杆，对越施加影响。1978年，日本先后向越南提供了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并邀请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赴日协商。日本外相园田直表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经济援助的条件”。（注：[日]《朝日新闻》，1978年7月6日。）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日本应东盟的要求，冻结了对越援助，并且增加了对泰国、菲律宾和老挝等国的战略援助。这就是如大平首相组织的综合安全保障小组的研究报告所建议的，“不仅要向重要的原材料供给国提供援助，而且还应从军事角度，向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注：Mike Mochizuki,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y”,International:Security,Winter 1983—84,pp.159—160.）同时，日本响应东盟的要求，坚持联合国决议和柬埔寨国际会议宣言的政治解决方针，支持东盟国家的外交努力，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维护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上，日本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再则，日本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也是其配合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分担东西冷战责任的表现。1969年尼克松主义的诞生，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其核心目的在于减少对盟国的军事义务，要求盟国分担责任。70年代中期后，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勃列日涅夫奉行霸权主义，积极推行进攻性的国际战略，加紧美苏争夺。由于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增多，自1969年起，日本政界和财界就曾展开过“马六甲海峡安全”的讨论。（注：[日]西和夫：《经济合作一面向政治大国日本之路》，中央公论社，1970年版，第182—185页。）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如何填补美国战略收缩后空缺的政治地盘，阻止苏联势力的南下，同时控制东南亚地区及其周围海域，确保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1979年大平首相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构想。翌年1月25日，大平首相在第91 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是，强化与自由阵营的合作关系，以此为基础推进与全世界的友好合作关系”，“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无任何正当理由。……我国要求苏联尽快撤军，为此坚决支持联合国特别大会决议”，“而且，我国对印支地区事态发展深表忧虑，欲与东盟国家一道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继续努力。”（注：[日]外务省：《我国外交近况》第25号，1981年，第332—334页。）同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出“要从世界中的日本防卫出发，考虑如何增强防卫力量”。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战后双方首次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肯定在太平洋防卫上进行责任分工，并且，铃木首相还表示日本要“保卫1000海里航线”。中曾根则抛出“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强调以“西方一员”的身份与美国加强合作。日本在分担责任、抑制苏联的烟幕下，谋求发挥军事安全作用，专守防卫政策随之发生质变，无形中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东西方原本是地理概念，相应也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冷战兴起，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对立，赋予东西关系以意识形态的涵义。如今，冷战体制已经解体，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然而东西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虽已淡化，但依然存在。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冷战结束了，两个冷战开始了”。一个冷战即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两个冷战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二世界的冷战突出起来。（注：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日本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又是“天然”的东亚国家；既受西方社会文化的熏陶，又属于东方文化圈。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包括日本的东盟政策，如何摆脱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重新看待东西关系，仍是一个现实的重要课题。至于能否还“东西”以地理文化之本意，还有待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