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是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在此指的是广义上的对外援助，是国际组织与国家实施的包括发展援助、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对外援助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单向的经济活动或慈善活动。它能够折射出援助者的对外政策取向、战略意图以及价值观念。对外援助既是具体的、有组织的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又涉及到并引申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内涵；任何一项对外援助政策的背后，都必然反映出决策者决策的理论依据，或者是有其理论的影响。对外援助不存在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人们一般是在具体的对外援助政策中寻找其理论渊源或理论依据，在分析具体的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来区分不同政策的理论背景，从而划分在对外援助上的不同理论范式。战后以来国际上有大量论著问世，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对外援助的内在因果关系，解释它的变化，发现这一国际行为的一般性规律。笔者旨在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结构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对外援助的性质与动因问题（注：之所以选择这三种理论视角，是借助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在分析对外援助行为时，一般都将这三种理论作为主要范式，如斯蒂文·W ·胡克（Steven W Hook），奥雷维·斯多克（Olav Stokke），G.阿诺德（Guy Arnold）等。）。 一、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 现实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世界观。按照现实主义观点，国际关系是受霍布斯关于国家性质的理论支配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持国家间的和平和主持公正，一个国家的安全只有靠自助。一国对外行为的出发点是增强自身实力。在国家间关系中，一切要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对外援助是受援助国国家利益驱动的，对外援助之所以付诸实施，是由于它能够给援助国带来安全利益、战略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能够增加援助国的权力。 1.对外援助受国家利益的驱动。 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为中心来解释一切对外行为。国家利益至上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现实主义对外援助理念的出发点。正如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所说，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主要的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1](P14) 通过对外援助，援助国可以扩大战略要地，建立并巩固同盟，抵御对手的扩张；或者是为本国开辟市场，使本国获取更多的资源，以及扩展本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提供多少援助，不取决于后者的需要，也不取决于它以往的经济状况是好是坏，或它的道德状况，而是取决于援助国将从对其援助中在政治上能获得多少好处。[2](P314—315) 在冷战时期，对于美国来说，衡量每个美元援助的效率是看它能为美国买来多少安全。美国之所以长期将对外援助的很大份额给了以色列和埃及，日本之所以一直将对外援助重点放在东南亚，法国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将60％的双边援助给予法国前殖民地，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冷战时期如果不是争夺霸权的需要，美国不会想到去对韩国、越南提供援助，而苏联也不会跑到中美洲的古巴去提供援助。 2.援助是对外政策的工具。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主角。对外援助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工具，权力结构和均势是国家制定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对外援助是增加实力、维持力量均衡的工具。援助国在实施对外援助时的预期是，援助能够起到巩固联盟，保持自己的优势，削弱竞争对手，从而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外交目标。二战后的两极世界格局形成了大国援助政策的特征。美苏对盟国和战略重点地区大搞对外援助，援助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第三世界的工具。美国的对外援助目标是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援助方式主要是实行军事援助，同时也伴之以经济援助。从1945—1995年美国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向其他国家转移，其中大部分是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下提供的。在受援国的选择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美国相同的国家，愿意加入到反苏阵营当中的国家是美国的主要考虑对象。苏联为了扩展势力，打破美国的遏制，也对盟国、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例如苏联在1965年至1973年间，对越南提供了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目的是为了在东南亚扩张势力范围。对外援助具有“胡萝卜”与“大棒”的双重功能。援助国通过“给予”或“终止”援助，影响受援国的立场与政策。美国在卡特政府时期推行人权外交，终止了对拉美一些国家独裁政权的援助，目的是迫使这些盟国国内实行人权与民主化。日本政府1996年终止对中国政府的无偿援助以抗议中国的核试验，试图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施加影响。 3.对外援助不应以道德为依据。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利益对抗和冲突的，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和谐的共同体；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毫无意义，因而对外援助不应有任何道德因素和利他主义考虑。在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必须经常把利己的考虑置于利他关心之上。因而，衡量对外援助的效果不是看援助是否带来了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变化，而是应该看援助国政治影响是否增加，军事安全是否得到维护，贸易计划和投资是否因对外援助的实施而有所提高。例如美国冷战时期对韩国、南越的大量援助并不是要促进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是要保证这些国家对美国忠诚，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在受援国选择上，美国并非以这些国家是否穷困落后来确立标准，而是出于美国的安全目标或战略目标。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美国甚至可以使自己的价值观居于次要地位，去援助拉美、亚洲的独裁政府与腐败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