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应急性、独创性、渐进性、同步性是前南斯拉夫改革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当时南斯拉夫所处的国际环境，与解放后南国内革命和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南共和南人民政权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治传统，也与南共主要领导人的魄力、胆略与学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这些特点，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前南斯拉夫改革的意义、作用和本质。 纵观各国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改革息息相关。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有着各不相同的时代氛围，从而使其自身的改革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研究与分析这些特点，无疑有助于探索各国改革的普遍规律，并为今天和未来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研究前南斯拉夫改革特点的宗旨正在于此。 归纳起来，前南斯拉夫改革有下列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应急性 任何改革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前南斯拉夫的改革也不例外，它完全是危机的产物。最初，改革是作为一项应急措施以解决突如其来的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前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危机是由苏联对南斯拉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政策引起的。南斯拉夫解放后，苏联试图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南斯拉夫，迫使南放弃民族主权，并在内政外交上完全追随苏联，变成苏联的卫星国，这遭到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坚决抵制。南斯拉夫“第一个给斯大林以有力的答复”，说“它希望保持独立，希望按照自己国内的特殊条件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它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它的内政”。〔1〕1948年，南苏两党发生了冲突， 导致了南苏关系的破裂。1948年6月下旬，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会议。在苏共操纵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指责南共“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兄弟的共产党大家庭和共产主义统一阵线中开除出去了。因此，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撤换中央委员会，并形成‘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新领导’”。〔2〕会议宣布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之后， 苏和东欧国家领导人运用了“除公开军事干涉以外的全部国家强力手段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南斯拉夫所处的国际环境急转直下，它处于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夹缝之中，腹背受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等问题仍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不可能立即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援助。而在东方，苏联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的攻击不断升级。针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南斯拉夫一方面坚决抵制和反击对它的无端攻击与指责，捍卫自己的独立与主权；另一方面却竭力表明南共仍然“忠实”于国际共运，通过进一步加强国家集权制以表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实行了所谓小经济的国有化，并在农村加快了集体化进程。但这样做非但没有解决国际危机——实现南苏和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指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引起南斯拉夫的经济出现灾难性的崩溃，从而在实践上来确立自己的“理论”：不坚定地依靠苏联，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影响到“工业化和电气化计划”的完成，并立即引起一系列的失调。而且，对小经济实行的国有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又使生产下降与停滞，加上自然灾害和为了对付入侵的威胁而增加的军费开支，南斯拉夫出现了国内社会危机，1948年至1952年期间社会产品增长率只有1.8%， 而1947年为121%，1948年为150%。〔3 〕为了克服国际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国内危机，改革便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像铁托所说：“我把社会主义自治看作是一种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以使内部紧密结合的因素。……它将会成为捍卫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国家的一种力量。”〔4 〕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迫使南斯拉夫更自由地去寻求、探索适合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在与斯大林冲突之前，南共不可能如此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不承认有寻求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它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服从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心。由于苏联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愈益明显的霸权主义与不道德行为，迫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所有这些事情？它们是怎样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变化的原因在哪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怎样？怎样做才能使我们自己避免犯这样一些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和走上歧路？”〔5 〕南共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南斯拉夫攻击的根源及缘由，来源于苏联业已畸形的内部社会关系，“因此很快产生了一种信念：反击斯大林主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对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体系的否定，这不仅要在言论上，而且要通过在南斯拉夫实际建立另一种社会关系”〔6〕。南共与联共（布）之间的冲突，打破了思想禁锢， 摧毁了思想上、方向上、概念上、评价上业已定型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南共反过来全面检验本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反省党在解放后的一系列政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顶住苏联的压力，必须对本国仿效苏联建立起来的体制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南共认为，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都出现了国家和社会官僚主义化的过程，南共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一过程，并且通过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的前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实行自治。 由此可见，南苏关系的破裂和由此引发的危机促成了前南斯拉夫的改革。当然，不可否认，改革有着必然性，如果没有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南斯拉夫最终也将会走上改革之路。但将不具备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种应急性与突然性，改革不可能那样快和早地发轫。而且，当时南斯拉夫仿效苏联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尚处初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与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改革易于推进和深化。 二、独创性 前南斯拉夫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的。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照搬苏联模式，南斯拉夫要建立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无例可循，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因此，只能如铁托说：“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尽可能多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自己的生活中去。那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所考虑的是如何使我国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动力和干劲。”〔7〕由于南斯拉夫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经过30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这赋予南斯拉夫改革以独创性这样一个鲜明特点。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其独特之处。 南共首先进行了理论创新，他们以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8〕的论点作为实行自治的理论依据， 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就自治制度进行过专门论述，但是他们的思想为自治制度指明了方向。自治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原理，南斯拉夫的改革只是“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伟大的思想”〔9〕，铁托、卡德尔以及南共其他主要领导人， 在大量的讲话和报告中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引证有关自治的理论，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社会主义自治，是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现劳动解放的一种历史形式。 南共提出了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的观点，认为，工人和劳动者自治与国家消亡是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特殊形态的国家，是在逐渐走向消亡的国家，国家消亡的途径是国家民主化和国家职能社会化，这一过程首先从经济职能而不是政治职能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直接民主不断发展，各社会自治机构的职能逐步加强，国家机关逐步变为自治社会的公共服务单位。这种国家职能的社会化，就为国家消亡创造了条件。 南共还提出了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初级形式，而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高级形式的观点。改革伊始，铁托就说：“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的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的形式。”〔10〕南共认为，国家所有制虽然对历史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畸形现象。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所有制就应该为社会所有制所取代。在社会所有制下，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任何集体、集团和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卡德尔说：“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所有，这是他为劳动者和创造者从事劳动和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但是，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都不能拥有任何私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所有制既是所有人的，又不是任何人的。”〔11〕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排除了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中介因素，即摆脱了国家的直接行政干预，使国家不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主体，不再有权支配和管理生产资料，从而也就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管理的垄断，避免了任何人对劳动成果的任意支配和非法攫取，保证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