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底，波兰总统选举结束，瓦文萨落选，告别政坛。瓦文萨是东欧自6年前剧变以来最后一个离开政坛的、主张以最快的速度、 最激进的方法实现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政治家。他的离任，可以看成是东欧整个一个时代的告一段落。 回首1989年底，除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外，波兰等原东欧6 国均实现政治转轨。在多党选举中，原执政党共产党即使暂时没有失去政权也都普遍改名易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由反对党执政。波兰在这次东欧剧变中走在最前列。1989年过后不久，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也陆续由反对党上台执政。南斯拉夫一分为五，阿尔巴尼亚剧变，东德统一于西德，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但是，自1993年起至今，上述形势略有逆转。由原东欧执政党改组的左翼政党纷纷在东欧重新上台执政。到瓦文萨的总统落选，这个过程基本完成。较典型的例外是：罗马尼亚政权自1989年起较为稳定，没有易手，近期也不会改变，但罗马尼亚主要反对党是右翼；阿尔巴尼亚暂时没有发生左翼政党上台掌权情况；捷克左翼政党一蹶不振。尽管目前在东欧执政的左翼政党已今非昔比，与其前身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完全不同，但与一些民粹主义政党毕竟有明显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对经济改革政策的态度上。左翼政党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础，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手段，以与西方一体化为目标。民粹主义政党则认为，旧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旧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水平迅速向西方靠拢的拦路虎。在政治方面，两者几乎没有区别：尽早参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组织，最后成为实际上的西方成员。不难看出，两者在大处相同，小处相异。民粹主义主张经济改革要快，但这种政策在现实上没有说服力。左翼政党主张经济改革要稳，这种政策也难以达到最终目标。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差异就足以使大部分东欧选民作出不同的选择。 今后，东欧的左翼政党仍有可能落选下台，但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左翼政党的上述政策基本上不会放弃。稳健的、务实的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东欧经济改革政策的主流，瓦文萨式的激进改革时代在东欧已经彻底结束，左翼政党的兴起是这种时代结束的标志。在东欧，激进改革时代的结束，渐进改革时代的开始，其原因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东欧剧变的共时性和剧变形式上的差异 1989年东欧剧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东欧演变的共同因素包括：（1）苏联解体，这是因为苏联制度已被历史所淘汰， 俄罗斯已无力支撑维持苏联和东方阵营的费用，东方阵营的解体略早于苏联的解体是顺理成章的，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导致了东欧的变革。（2） 东方阵营解体对东欧提出的首要课题是模式定位。既然苏联对东欧的经济无补，其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也就必然被还归历史。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自然成为现成的替代。（3）既然东方阵营已经解体、 东欧如脱缰之马；既然模式已经选定，东欧的政治经济演变便一时形成了共时效应，除少数国家外，东欧各国在1989年下半年全部完成政治制度的转型。没有共时效应而仅有国内内因是难以解释东欧剧变的。（4） 国际大气候，西方长期对东欧的和平促变政策。东欧各国剧变的表现也有不同之处，这为此后东欧发展的不同速度播下了种子。波兰在历史上处于欧洲两大政治大国之间，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战争通道。只要遭受两次战争的人们对战争灾难的记忆犹存，波兰的战略立场（不能成为与苏联敌对的国家）不会轻易改变，作为补偿，其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更加灵活。关于这一点，波兰在战后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二是东欧大部分国家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并成功地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初时期后普遍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现象，波兰出于无奈从70年代初开始推出东欧最大规模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其成效曾一度令世人侧目，但这种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到70年代末，波兰已债台高筑，民怨四起，导致80年代国内政治绷弦。1989年苏联国内政治改革发生根本变化，为波兰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创造了条件。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希特勒德国曾不发一弹占领捷克；约30年后（1968年），苏联又用坦克把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镇压了下去。这两件事使捷克人变得更加成熟、冷静，1989年捷克是东欧唯一用“天鹅绒革命”完成了制度转型的国家。匈牙利在东欧剧变的10多年前便已开始政治经济的改革，因此，匈牙利人对共产党自身的改革稍有信心，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立即下台的原因。保加利亚在战后对苏联亦步亦趋，从苏联得到的好处最多，一直是东欧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东欧剧变中，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力量一时无以形成推翻共产党的气候。罗马尼亚是苏联东阵营中唯一不听从苏联的国家。齐奥塞斯库一贯反对苏联1985年开始的改革，在剧变中缺乏改革的主动性，结果被暴力推翻。民主德国人与其说是不爱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更羡慕西德同胞创造的世界公认的政治经济成就。由于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位居原苏联东欧之首，昂纳克及其继承人当然对剧变的必要性报以怀疑，因此，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便成为东德剧变的重要原因。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自成一类。战后，斯大林与其听由铁托把东欧特别是把设想中的“巴尔干联邦”（包括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引向脱离苏联阵营，不如把南斯拉夫开除出苏联阵营。反铁托的共同立场使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成为斯大林的亲密朋友。斯大林逝世后，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与铁托重修旧好，为此抛弃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成了东欧的一盏“孤灯”。铁托成功地成为第一个脱离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博得西方的赞赏。作为对铁托的鼓励，西方的经济援助源源不断。在战略上，南斯拉夫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但既有西方的影响，又有东方的影响。这是雅尔塔体系保持稳定的必要性才为这种局面提供了可能性。南斯拉夫是这种局面的受益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斯拉夫也是冷战的的受益者。苏联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因为：⑴铁托领导的党在南斯拉夫的作用和影响巨大，铁托本人威望高；⑵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地理上与苏联不直接接壤（东德也不与苏联接壤，但情况特殊）。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矛盾中，西方既不支持南斯拉夫，以免它吃掉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阿尔巴尼亚，以免得罪铁托。二战后，阿尔巴尼亚成了欧洲真正的战略真空。阿尔巴尼亚是冷战的受害者。冷战结束后，原来的受益者成了受害者，原来的受害者成了受益者。南斯拉夫剧变的直接结果是联邦国家分裂和战火纷飞。东欧孤岛阿尔巴尼亚对东欧剧变的反应较迟是合乎情理的。剧变后，阿尔巴尼亚是东欧（除东德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进入西方安全体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