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东欧一些原来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统统转向，冷战结束了，接着，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苏联解体，这一连串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很是引起了一阵乐观的思潮。在民间，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在官方，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且在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大选中，向选民许诺要引导他们走向“第二个美国世纪”。 布什的豪言壮语，和福山的哲学结论不久就都成了肥皂泡。现在出现在美国上空的是一团悲观的乌云。代表美国知识界思想风向的《大西洋》月刊连续发表了罗勃特·卡普生的《正在到来的无政府状态》，马修·康纳利和保罗·肯尼迪的《想必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一起反对西方》和约翰·米尔夏默的《为什么我们不久就会怀念起冷战来》。另一家有国际影响的《外交》季刊则发表了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主旨都是在告诉人们：混乱正在迫近，暴力触处皆是。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分裂的因素都在增长。这一些现象被一九九五年的《外交政策》季刊称做“新悲观主义”。 这些著作中，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似乎更值得注意。 稍稍出人意表的是，布热津斯基是以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宗教的和哲学的视角来回顾与前瞻未来世界的形势的。他在序言中就表明“本书是以下述中心假设为依据的。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他把行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称做“大死亡”的世纪。据他的推算，由于战争和各种斗争而死亡的不少于一亿六千七百万人，很可能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其规模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杀戮的原因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一）识字的普及，（二）工业革命和（三）城市化。这些一般公认为进步的标志使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沆瀣一气并经过法国革命的催化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些就是造成二十世纪的“大死亡”的动因。这些现象都是最先在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经过十九世纪的酝酿，终于使公然宣告“上帝死了”的欧洲成为二十世纪的罪恶的策源地。 布热津斯基认为，“总的说来，在大部份已知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是相对地顺从其周围的世界，承认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生存的严峻要求都被认为是‘自然的’而恭顺地承受下来。”而“工业革命促使人类向自然界统治生命的挑战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世主义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胎肉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人类把历来托付给上帝的角色分配给了自己”，相信“理性”可以指导政治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种为理想主义的目标而从事社会工程的倾向”。结果，“二十世纪成了空前地致力于建立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空前的大悲剧。 现在，既然两次大战都已过去，冷战也已结束，理想主义的社会工程以失败告终，人类难道不是可以乐观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吗？ 但是，布热津斯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在严酷的人为控制消失以后，又彻底转向相对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现了全然失去控制的局面。 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 这个精神危机首先是西方，尤其是“先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新时期的”美国，带头造成的。 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权力举世无双，然而“美国的权力不等于美国的权威”。权威只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而美国的价值观倒是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可惜这是一种无休止地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确实风靡全球，可惜只是它那“庸俗粗野的大众文化”。 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不但“美国的权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立场”，而且“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为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也已大成问题。 他开出了一个清单，列举美国面临的二十个问题：1.债务，2.贸易赤字，3.低储蓄率和投资率，4.缺乏工业竞争力，5.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7.低质量的中等教育，8.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9.贪婪的富有阶级，10.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11.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12.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13.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14.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15.过度的性自由，16.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17.公民意识下降，18.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19.政治制度已不能沟通上下，20.精神空虚感日益弥漫。这个清单包含着经济的、 社会的和哲学上的三大类互相重合的问题，“说到底，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纠正的是第二、第三类的问题”。“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布热津斯基一再指出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甚至推测美国可能出现此伏彼起的“城市游击战”。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恐惧，而已经是许许多多人表示的共识。除了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的问题而外，它自己还多了一个种族构成变化的问题。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欧洲裔的比重将从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这时的美国将与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欧洲血统的美国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业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分歧。”“因此，美国内部的社会和文化难题所构成的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危险有两方面：一方面，一个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的价值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会在全世界多数贫困的广大群众中引起过于夸大的物质期望，这类期望的落空就必然会加剧他们对全球不平等的愤慨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