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民主和平论”在逻辑推理上存在着重大的谬误，在经验论证上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首先，“民主和平论”者随意使用“民主国家”的概念，从而在对分析对象（民主国家）的取舍上，寻求有利于自己命题的论据；另一方面，在逻辑推理上，“民主和平论”者存在着后此推理（在此之后，因之必然由于此）和合成推理（个体是对的，因而对整体也是对的）两个谬误，所谓的“国内和平到国际和平”和“民主规范制约战争”的立论均不能成立。 其次，在经验论证上，1）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间发生战争；2）不能真正解释二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的“长期和平”现象。 “民主和平理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从纯学术立场看，它的时兴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对二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出现的“长期和平”（Long Peace）现象的探因不无关联。在探讨“长期和平”现象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和平”观点，例如“两极和平论”、“核和平论”、“相互依赖和平论”，以及“民主和平论”等〔1〕。从分析方法上看， “民主和平论”运用国家层面分析法（Statelevel analysis），注重国内政治结构及决策方式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而在理论流派上，它属于自由主义学派。 “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甚至某些国家的政策制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对该理论的批判和否定者也不乏有之〔2〕。本文重点在于， 指出“民主和平论”在逻辑推理上的谬误和经验论证上的缺失究竟是什么。 任何理论或命题，如果要被人接受，或者用来解释现实的话，它必须满足两点要求：1）概念界定必须准确而又严谨， 立论的推理必须符合逻辑；2）结论必须是建立在对事例研究（cases studies）概括基础上，并能经得住历史和现实事件的反复论证。“民主和平论”在上述两点上，恰好是最薄弱的。 一、“民主和平论”在逻辑上的谬误是什么 “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因为：1）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选举的，是由人民自己治理的（self-governing）；2）民主国家有一系列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即民意的制约效应和国内政治结构中的制衡原则，可以阻止类似战争这样的劳民伤财政策的滥用；3 ）民主国家拥有的民主规范和文化（democratic norms and culture），即对和平解决冲突（国内的和国际的）的承诺、对国内民权以至国外民主国家权利的尊重和不干涉，从而造就民主国家间和谐的气氛〔3〕。基于上面三点，所以；1）民主国家不（或者很少）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战争；2）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它们很少要求诉诸武力， 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4〕。有了国内和平（internal peace）， 便有国际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 下面，笔者从“民主和平论”的概念—推理两个方面，分析其逻辑上的谬误究竟是什么： “民主的国家”含意是什么？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从现实情况看、不同的学者和国家由于立场和标准不一，因而也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怎样界定这个概念，是严谨的还是随意的，正如戴维·斯佩罗（ David E .Spiro）所说，会决定哪些国家将被划入是否好战的分析框架中， 并进而决定分析结论的科学性〔5〕。 在主张“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中，迈克尔·多伊尼（Michael W.Doyle）使用接近哲学家康德定义的“民主国家”概念。康德认为，民主是僭主（专制）统治的一个方式，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执法上可以用高压手段对待少数人〔6〕。而另两位学者摩兹和路塞特（Zeev Maoz，Bruce Russett）则在分析中使用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关于“民主国家”的概念。达尔认为，民主政治指“公众竞争和参与的条件（投票权和选举权）、由选举产生的执法机构并对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以及绝大多数对少数的尊重”〔7〕。在此， 探讨民主的真实概念并不是本文的目的，也是笔者力所不及的一件事。笔者想指出的是，即使赞成“民主和平论”的学者，他们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民主国家”概念也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概念使用的混乱，自然表现他们在量的取舍上也不同。因此，多伊尼把18世纪的美国和瑞士列为民主国家，虽然这两个国家那时还禁止妇女参政，而且当时美国还保留着奴隶制〔8〕，而路塞特则认为土耳其和希腊是“非常贫穷的民主国家”，不计入分析范围〔9〕（不要忘记，战后希土两国曾围绕塞浦路斯问题发生冲突）。 现在，我们再用一些事例说明，“民主和平论”者怎样设置“门槛”（threshold），以随意解释民主国家的方式， 排除真正民主国家间的战争的事例，来达到为其立论服务的目的，为了便于对照说明，将其排成如下图表〔10〕：
被“民主和平论”者剔除的战争还有很多，它们都被看作是“例外情况”而不作分析对象。从上面所列不难发现，“民主和平论”者以随意的态度、用人为的“门槛”和模棱两可的概念，来支持他们所提出的命题，在逻辑起点上即犯了致命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