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本文的目的是，对制度选择的理性选择观加以修正，以解释后共产国家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我们区分出研究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三种观察的角度，承认决策者动机的多样性。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希望不必再从“行动”还是“结构”、“利益”还是“理念”这种二元的角度考虑问题。
辩论中的东欧政治家 选举改革的政治学的特点是，对改革的命运起着决定作用的人，也是直接受到改革影响的人。换言之，为了使潜在的赢家和输家都接受选举制度的合法性，需要达成某种政治协议。若想解释选举制度如何产生，我们必须搞清楚政治参与者的意图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由于参与者和目标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只有一个设计师。因此，一种制度可能是参与者有意图的行动之产物，但不可能完全是某个人的行动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侧重于描述不同选举制度的机制及其政治后果，不太重视理解选举制度的成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的后果知之甚多，对导致其形成或变革的因素却知之甚少。为了理解选举规则的出现及其在时间中的演变，就要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要搞清楚特定选举制度的起源、影响和稳定性。选举改革会否造成政局不稳，选举改革的过程至少同最终采用的规则同样重要。 说出问题的所在，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现有文献在比较和评价“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所提供的不同视角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最常见的解释是，政治参与者为了保住和扩大他们在国家权力中所占的份额，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选举制度。另一种不太流行的观点认为，理想（ideal）和规范性的价值（norms）激励着政治参与者做出可能不符合他们眼前的选举利益的选择。利益（interest）这个概念可以宽泛地用来表示那些代表自己说话的人所表达的各种愿望。不过，在很多讨论选举改革的文献中，利益这个概念也许充其量是一个起点。现有文献偏向于认为，现实主义的制度选择立场优于理想主义的立场。但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者基于利益的计算同规范性的价值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对此我们所知甚少。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微不足道，更看不到综合性的研究。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把解释选举制度设计的各种明确观点加以综合，对制度选择的理性选择观加以修正，从而把选举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认为，理性选择观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理论盲点，它使我们有机会去改进我们对规范的作用及其对选举设计的影响的理解。概言之，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之争 对选举改革工程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政治领袖的选择及其后果的文献组成的。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界定一下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用语。 首先，政治行为中的行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的基本的划分。 注重结构的学者认为，政治参与者的活动或选择空间显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约束。结构一般是指背景，是限定参与者的行动范围的物质条件。这些因素多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如社会的状况、社会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程度等等。相反，注重行为的学者侧重于研究参与者影响环境的能力。 以为能够给结构和行动的对立找出一种解决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倒不如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一方面，结构固然重要，但结构主义提供的预测并非确定不移，它仅仅是具有或然性的预测。另一方面，参与者会重新设计和建立制度的秩序，它最后有可能导致出入预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肯定与环境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