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但是,如何来判断公共利益却是中国在城市化建设中面临的难题。美国在其历史发展中也在力求找出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其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没有公平的补偿,即使为了公共使用也不得征收私有财产。”① 该条款通过“公共使用”这个术语将公共利益具体化。 然而,在美国不同时期② 的判例中,法官们对第五修正案公共使用条款的理解不同,从而影响了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在初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法院的主流判决是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绝不允许政府将私人财产转给另一个私人。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扩大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更是推动了对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在2005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征收的最新案例(Kelo v.City of New London,Conn)③ 中,法院仍然采取宽泛的标准来理解公共利益,支持征收活动。④ 本文主要介绍并概要分析美国公用征收案件中关于公共利益判断标准主流判决⑤ 的历史演变,从而将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放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以供参考。 一 对政府征收权力的严格限制阶段 (一)公共使用条款的立法原义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深受自然法财产权利观点的影响,尤其是成为严格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私人财产的重要理论基础的洛克的思想。洛克指出:任何人的财产非经其同意都不得被任意剥夺,如果不能确定这一点就等于人民并不拥有私人财产。⑥ 因而,虽然征收权被视为政府固有的权力,但任何超越宪法规定行使权力都是无效的。⑦ 宪法制定者们通过运用“公共”一词,否定了为私人用途进行征收的合法性。在18世纪美国各字典中对“公共”的定义是“属于一个州或一个国家的,不是私人的……是普遍的……不考虑私人利益,而考虑整个区域的利益”。⑧ “使用”一词的运用同样也预示着对征收的限制。用这个词来代替“目的”、“利益”、“合理”、“福祉”或其他类似的词语(这些词语都意味着只要政府能证明征收的最终结果是好的就可以进行征收),就是为了确定更加狭义、更加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征收的合法性。⑨ 因此,完全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推论:宪法制定者们想用“公共使用”一词对政府征收财产的行为做出严格的限制。⑩ 对于公共使用条款只能严格地按照其字面意思进行理解。(11) (二)法院严格遵守的原则 在美国建国之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排除政府对私人领域干预的原则深入人心,绝对不允许政府征收公民个人财产再转给其他个人(12) 的原则在1798年考德尔诉布尔案(Calder v.Bull)中,联邦最高法院切斯(Chase)法官做了以下阐述: 联邦或州的立法都不能超越权限。我们是自由的共和国政府,一些确定的重大原则决定着立法权的界限,防止立法权被明显、公然地滥用……法律制裁无罪的公民……破坏、干扰公民合法的私人契约……或者征收一个公民的财产转给另一个公民,都是毫无道理和违背公正的,这不是人民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力。(13) 自然法财产权利观点在得到普遍接受的情况下,被用来检验征收是否为了公共的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所必须或者是否对公众有用。各法院更倾向于依靠自然法来作出判断。(14) 因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基于公共使用条款的立法原义和得到普遍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各个法院对政府征收权的运用都是严格限制的。 二 工业革命兴起后宽严两种标准的出现 (一)工业革命背景下扩大解释公共使用条款的开始(15) 工业革命的兴起逐渐侵蚀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的绝对性。(16)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鼓励私人进行资源开发,立法机关和法院都一致认为建造铁路、水坝等“促进商业发展的工具”可以作为公共使用要求的例外。(17) 在1832年的一个案件中, 新泽西州法院支持了私人公司利用政府的征收权在特拉华河沿岸建造工业设施的行为,(18) 法院驳回了这是为私人使用征收财产的争辩,而认为整个地区一般都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19) 在这一阶段,征收权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很多的州法院对公共使用条款采用了宽泛的解释,认为兴建工厂、铁路等事业是为了“公共福祉”。(20) 即使在此财产征收过程中,经常有私人团体明显得到好处的情形,法院认为,由于征收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设施使众多的人都能享受到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因此为建设这些设施而征收财产并不违反为公共使用进行征收的限制。因此,私人公司进行的征收能够获得法院认可是建立在其将来所产生的收益是一般公众都能享受到的基础上。在南北内战时期,很多州法院都支持了大量立法机关授权的征收活动。(21) (二)对扩大理解公共使用条款的质疑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政府的征收活动在增多,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财产权利要做出牺牲。因而到19世纪中后期,一些法院反对政府日益扩张的征收权力,他们担心征收权的增长会偏向于一些超越了公共利益的特定利益。(22) 这些法院希望恢复私人财产权利的神圣性,因而对公共使用要求采取了狭义的理解。(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