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如果说，亚洲的“经济崛起”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的话，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至少在当前还谈不上是事实，能够被视为亚洲“政治崛起”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标志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持久和巩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二是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三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四是形成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量”。据此，亚洲“政治崛起”的前景，在近期内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亚洲地区存在的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制约着亚洲的“政治崛起”。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结构性因素、冷战遗留因素、历史遗留因素以及经济利害冲突因素。 如果说，亚洲的“经济崛起”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的话，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至少在目前还谈不上是事实。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其经济的崛起，政治上也必将有相应的发展。然而，经济和政治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因而两者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尤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环境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和环境条件下，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但至少在目前还算不上世界“政治大国”，因而被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称为“不健全大国”〔1〕。同样，亚洲经济在近30 多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亚洲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网络型”区域经济，这也是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政治方面，似还找不到足以表明亚洲正在崛起的突出事态发展和重要标志。亚洲国家虽然在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中，先后取得了政治独立，冲垮了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体系，这是亚洲政治上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即使曾经走过殖民掠夺和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也在二次大战后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也是亚洲政治的历史进步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政治进步充其量只能说是为亚洲的“政治崛起”准备了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立足点，而称不上是亚洲“政治崛起”的标志。 能够被视为亚洲“政治崛起”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标志是：（1）持久和巩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这是亚洲崛起的最基本的条件。（2）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这是亚洲崛起所需要具备的政治基础。虽然不能用欧洲联盟的“政治一体化”标准来衡量，但各国应为“亚洲利益”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至少也能为实现共同的目标、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欧美国家，包括俄罗斯，尤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只能是居于“客座”的地位，如果“反客为主”就谈不上“亚洲自主”。如果没有亚洲的一致性和自主性，那么不要说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独自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连亚洲本地区的事务也难以自己解决，自然也不会有亚洲的“政治崛起”。（3）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很显然，亚洲与欧洲不同，欧洲有基督教文明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亚洲各国的文化背景具有多样性和某种程度的矛盾性。然而，在亚洲范围内争取形成对某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却是必要的，这是亚洲“政治崛起”应有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感”，那么亚洲国家之间就缺乏凝聚力，政治上的一致性即使能在某种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所发展，也将难以稳固和持久。（4）形成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量”。这是亚洲“政治崛起”的“组织”基础。这种“核心力量”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几个国家构成，但必须是亚洲国家，并为其它亚洲国家所接受和支持。这种“核心力量”能够在推动亚洲国家相互沟通、交流磋商、缓解矛盾、避免冲突、协调立场、共同行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核心力量”来与亚洲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维系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推动逐步形成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将是难以实现的。就目前而言，上述条件和标志还不能说已经具备或形成了。至少在近期内其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东西方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后出现的“西乱东稳”局面，是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一个特点，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其相对性和脆弱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在亚洲地区仍然存在着若干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因某些问题在某些国家之间或次区域造成关系紧张或局势动荡的情况时有呈现。所谓脆弱性，是指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或处置不当，则就有可能危及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这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制约着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以及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量”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结构性因素、冷战遗留因素、历史遗留因素以及经济利害冲突因素。 （一）结构性因素。这是指由于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而导致原有的主要战略力量配置及其相互关系被打乱，而新的力量配置及其相互关系还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其主要表现有： ——俄罗斯、日本的发展走向尚不明朗。俄罗斯和日本的发展走向如何，对亚洲的“政治崛起”有着直接的影响。 ——大国关系的基础不牢靠。美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以及它们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对亚洲的“政治崛起”直接相关。日美、中美、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调整和重新定位；俄罗斯与美、中、日各方的关系更是处于重建过程之中。尽管大国之间出现了同时改善关系的势头，但缺乏牢靠的基础，都面临着一个寻求和重新构筑相互关系的政治和战略基础的重大课题。这一事态的进展也对亚洲的“政治崛起”有着制约作用。 ——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有所抬头。美国自恃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力图称霸世界的同时，在亚洲也力图充当“领导者”的角色主宰地区事务，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对亚洲国家指手划脚，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辄施压、制裁别国。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行径是对亚洲局势稳定的现实威胁，必将引起亚洲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只要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亚洲施展，亚洲的“政治崛起”就受到极大的制约。 ——对亚洲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趋于激化。日本在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中，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立足点，并时常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事务中，力图争夺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进而充当“亚洲盟主”。因而，日本与美国围绕亚洲主导权的“争夺战”势在难免。东盟在后冷战时期作为一支地区性战略力量，其地位和作用正在迅速上升。东盟试图掌握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事务主导权的欲望正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此外，印度作为南亚大国，虽在南亚地区已经居有“特殊地位”，但它的“志向”决不仅仅限于南亚。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对亚洲主导权的争夺，势将影响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对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地区力量核心的形成，从而阻滞亚洲的“政治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