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译） 【编者按】自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迅速；对此，以亨延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正以“文明冲突论”制造新的“冷战”理论模式。本文及《西方自由民主与伊斯兰的撞击》一文对当今伊斯兰复兴的热点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对西方的态度作了评析，对于认识冷战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有参考价值。 一 继伊朗伊斯兰革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神权政体十余年之后，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术语再度出现。不仅在中东，而且在北非、西非到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从印度到中国西部，伊斯兰教日益作为一种确定的力量介入政治议事日程。伴随着共产主义的挫折，伊斯兰教正逐渐被错误地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未来竞争对手之一。 现阶段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始于80年代晚期，它明显区别于1979年的伊朗、1982年以后的黎巴嫩以及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叙利亚的小规模组织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伊斯兰运动，两个显著的差别在于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构成和策略都有别于早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二 伊斯兰复兴的第一阶段更多地与什叶派穆斯林即所谓的伊斯兰教派相联系。除伊朗革命外，诸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达瓦组织也控制了什叶派居住的阿拉伯半岛的东部边缘，他们可以被解释为最明显而又持久不衰的激进主义。然而，现阶段的伊斯兰复兴更盛行于主流逊尼派之中，该派至少占全世界穆斯林的35%。逊尼派伊斯兰教还广泛传播于构成伊斯兰大家庭的75个国家。除黎巴嫩、伊拉克、伊朗、也门等国家，逊尼派居绝对多数的国家横跨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其岛屿、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区域，穿越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延伸到中国西部、南亚以及远东的印度尼西亚等人口稠密的穆斯林国家。与象征着第一次复兴的极端主义——政治大灾难诸如大规模自杀、劫持人质不同，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力图以在其系统内部而非在外部发挥作用为特征。 例如， 1989年以来，伊斯兰主义者的各种不同组织参加了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国会选举。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穆斯林运动得到了4000万人民的支持，并于1989年举行和平集会敦促政府当局进行民主改革。 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场运动中，选票取代子弹而成为人们崭新的偏爱物，其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普遍反映人们已认识到80年代激进主义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例如伊朗的孤立导致的是经济退步而不是进步。共产主义遭受挫折，也清楚地表明了极权主义统治及其与西方对抗的危险。伊斯兰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多元化和相互依赖是90年代的主旋律。 合作尚未完全取代对抗，但在重要的地区伊斯兰主义者不再简单地对他们所厌恶的事物愤怒地大打出手。在经历了以停滞状态、殖民主义和失败了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试验为标志的若干世纪之后，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迫切地感觉到他们必须做出富于建设性的选择。在导致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转变的相同因素的深刻压力下，更多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在试图使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条与现代生活、政治竞争以及自由市场之间达成和解。然而只有少数伊斯兰主义者有了合适的或者完整的答案。“伊斯兰就是答案”作为普遍的运动口号仍处于过于简单的萌芽状态。 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不是孤立的，在20世纪末期，宗教变成了变革世界中生机勃勃的动力，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人们不仅努力消除其腐败的、效率低下的体制，而且试图找到能够维持其生存的选择。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宗教为其提供了思想、本体、合法性及深层结构。从变动的角度看，佛教在东亚，天主教在东欧、拉丁美洲和菲律宾，锡克教和印度教在印度，犹太教在以色列，已转变成为人们确定奋斗目标和进行社会动员的信仰。 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内部的种种努力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渴求——它使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而持久，因为伊斯兰教不仅提供了一整套精神信仰，而且提供了一整套社会统治规则的重要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不仅面临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寻求立足点的挑战，而且它正处于一种重要而又深刻的历史进化时期，人们日益认为伊斯兰教正处于新教改革运动同等重要的历史关头。信仰的传统作用诸如领导、组织、优先权、解释权都需作详实的考察。 变化的焦点甚至反映在名称上。第一阶段的伊斯兰复兴以一系列组织为标志——它们诞生于黎巴嫩、埃及和以色列占领区——被命名为“伊斯兰圣战”、“圣战”；然而近期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遍布从突尼斯到塔吉克斯坦的所谓伊斯兰复兴党组织而著称。伊斯兰与穆斯林国家及其体制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从多种角度看，伊斯兰社会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西方在16和17世纪所经历的相似广阔背景下，他们正在重新界定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伊斯兰教所面临的挑战之所以越来越严峻，是因为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不利于改革或者试验。伊朗革命过激行为的幽灵、黎巴嫩恐怖主义分子的狂热仍继续影响着西方和本地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尽管与此相反的迹象也在增长，伊斯兰教仍广泛地一再被错误地视为天生的极端主义。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影响与发展在不断扩大，它仍被错误地视为一种独立的，僵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