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 丁泉 译 今日俄国上层统治者分明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危机。危机以后的国家发展前途远不明朗。东欧正在到处出现“向左转”：在资产阶级复辟浪潮中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正在失去居民的信任。俄国将怎样？ 社会的激进化有形形色色的表现：从矿工罢工到露天舞台歌手节目的更换。商业电视已经领会到，把广告安插在关于内战和革命的苏联老电影中最为有利。美满家庭的青年人到美国大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则宣称俄国的新政权比旧政权更坏。 一年多来谁也不妨碍当局执行其政策。结果“稳定的”1994年对国家经济来说甚至比以往的“危机”年代更坏。经常发不出工资做到了任何“赤色”宣传员无法做到的事：人们认识到有人起码欺骗了他们。关于生产效率、补贴等等问题不管怎样：如果付出了劳动，他就应得到报酬。如果定下的活儿谁也不需要，这是定货人的问题，而不是雇员的问题。如果不付工资，还谈什么市场经济？ 传统上支持“俄罗斯改革”的矿工独立工会活动分子，现在在情绪上和持反对派方针的煤矿工人工会代表同样坚决。在当局完全没有能力在“社会伙伴关系”范围内作任何妥协的背景下，俄国独立工会联合会正在激进化。警告性的俄国总罢工看来是未来的现实。 同时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学生团体以学潮相威胁，如果作出征召学生入伍的话。青年不愿为叶利钦而死于车臣战争。 最近一年发生的变化使主张变革的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兴起成为现实的可能。对于社会意识来说，为尖锐的社会冲突所分裂的社会不可能维护民主自由，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尽管对“改革”的结果普遍失望，但“后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尚未拟定，尚未提出。同样，既没有摆脱危机的重大战略，也没有挽救的“政治公式”：什么力量，准备用什么方法实现反危机战略？官方政治家关于“赤褐色”复辟的故事，对知识分子来说永远只不过是方便的“稻草人”。而扮演恐怖电视片中的怪物角色的反对派活动家，仅仅证明了自己无力成为当局的现实威胁。 东欧“左倾浪潮”的前途在决定性程度上恰恰取决于俄国事态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左派仅仅在很小程度上认识到正在进行中的过程的全球性，认识到我国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国际意义如何。在批评“当局的反人民政策”时，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不也提出改变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激进措施。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建议继续执行同样的反人民政策，只不过是用另一些比较缓和的或“国家的”方式来执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反对新上层人物的严厉措施，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会起作用。国有化问题，可能也应当成为经济和工艺现代化计划的核心的国有部门的改造问题，正在提上议事日程。但敢于最大声地宣布这一点的却不是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而是“国有财产委员会”（Госкомимущестъо）失宠的领导人，专业管理人员波列瓦诺夫（В.Полеванов）。 显然，俄国的左派对斗争的新阶段——在有组织的水平上、在同群众相联系的水平上、在议会和议会外斗争之间相联系的水平上、在同工人运动相联系的水平上——没有准备。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俄国社会危机的尖锐性和实行非常措施的必要性。 如果说领会得很肤浅的完全不合时宜的社会民主主义，是90年代初对共产主义教条主义的反动，那么在90年代中期，我们看到的是对停滞的怀乡病、温和的民族主义和战略上平庸无能的改良主义的某种奇怪的综合。而需要的却是严格的、进攻性的、独特的、能够吸引亿万人的意识形态。 需要左派运动的新的政治公式。为了成为一种选择，需要共同努力。这里指的是改变对政治的态度。在许多地区，共产党人、独立左派、农民党人和工会领袖的合作已成为平常的实践，并且立刻带来了成果。 尽管左派互不往来，但不难划分出构成俄国政治谱系的左翼的一系列基本成分。议会左派实际上仅仅由两个政党，即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俄罗斯农民党代表。俄联共被其批评者认为是“民族—中派政党”，而农民党入则常常自称为“中派”。但迷恋“中派”空谈今天正在日益消失。 在证明自己是杜马反对派的主力后，俄联共议会党团在1994年间发生了从力图证明其“温和”、“可敬”到认清左翼政党在议会制度中的任务和前途的重大演变。 俄联共处在上升中。地方行政机构选举中的胜利，大多数问卷指出的党的威信的提高，这一切说明，俄国共产党人正在成为一种没有他很快便将不能管理国家的力量。但无论俄联共的成就如何明显，他的主要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该党没有能力把青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把已经否定“百事”、但还没有准备举起红旗的“新一代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普知识分子不信任共产党。但问题已经不在于昔日的经验，不在于电视宣传，而在于俄国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受不了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严格性，没有共产主义的传统。今天我们从矿工和大学生身上看到的自发的激进主义，会反映在政治要求中。但需要新的象征和组织形式。 至于农民党人，他们在1993年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但他未必会得到发展。党只有十分有限的社会基础。俄国农民党的力量同这一基础有关，软弱性在于这一基础很狭窄：我们国家是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俄国农民党同各农工综合体的工会有密切联系，但这妨碍着它发展组织的组成部分的基础和意识形态。“非共产主义左派”（或象1990—1993年那样被称为“民主的左派”）留在议会之外。“新左派”的特点是组织上软弱，没有群众性成员的基础，相当丰富的思想财富、对传媒工具的某种影响和为数不多但相当训练有素的政治骨干补偿了这一点。这至多可能是由属于劳动党——社会党先辈的公式传下来的。有位记者称之为“没有军队的近卫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