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之中，输出美国政治发展模式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原型，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从战略上体现出美国白人价值观的行为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旨在对这种在其他国家外交中鲜见的现象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代美国外交的实质。 一、历史根源 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模式而要求或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尽管也存在于别的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中，但其持续性和明显性莫过于美国对不同文化国家的外交。这种价值取向固然主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其目的也是服务于美国向外政治与经济扩张，但在美国白人的思想观念中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根源之一是美国受上帝之托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这种“救世主”的倾向与早期移居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的宗教观以及北美大陆在开拓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新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本身就带有对世界承担责任的“使命感”，在他们看来，北美大陆是上帝恩赐于他们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和拯救人类的“净土”。早期移民的宗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1〕面对着拓荒时代的艰苦生活，清教徒的宗教观成为把移民们凝聚在一起的无形力量。随着北美大陆的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性以及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承担的使命，“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北美就象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现在即将由上帝的选民所占有，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2〕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 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依赖内部的自身条件外，与外部关系同样重要。这样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的使命观自然就会在国家外交中体现出来，成为美国以“救世主”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一种解释。 根源之二是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国的政体“完美无缺”，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美国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它出现在北美大陆决非偶然，而是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密切，两者的有机结合在北美大陆上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美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杰斐逊、潘恩等人以“天赋人权”说为宣传武器，向北美人民大声疾呼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步形成了指导北美大陆独立的革命理论。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独立战争胜利后，1787年召开的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民主政体完全确立。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前10条修正案，从法律上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美国白人看来，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自由来到美洲，经过数世纪的奋斗，终于在北美大陆上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政体的体制，美国采取了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以这种“自由与开明”的制度为基础去实现其复兴和拯救世界的梦想，就成为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拉尔夫·加布里埃尔所言，“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因此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便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内容。 上述所论只是美国向外输出民主的思想意识根源，它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给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美国外交行为蒙上了浓厚的“理想”色彩。事实上，在这种理想的背后隐藏着美国向外政治、经济、文化扩张的现实。传播“文明”的领土扩张，刺刀威胁下的投票选举，外部压力下的政体变更，恢复“民主秩序”的武力干涉，无不成为美国在历史上处理与落后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冷战期间，美国常常打着促进和维护民主自由的旗号，力图控制对其世界霸权至关重要的“中间地带”。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美国利用其所谓的文化优势，以其民主价值观向苏联阵营不时发起攻势，将其置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守势境地，从外部促成了苏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向西方结构的演变，取得了军事力量所无法取得的结果，给40余年来的美苏全球冷战划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输出民主固然能在美国白人文化中找到它的痕迹，但当这种价值取向在外交中与美国的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就完全转变成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特征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战略考虑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进入太平盛世，相反，冷战时期掩盖和压抑的许多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国际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面对着来自各个方面对其世界领袖地位的挑战，更加注重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其强调以美国的政治发展为模式促进国外的民主，也就是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具体来讲，主要出于下述考虑： 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一时沸沸扬扬，一种主要观点认为美国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打赢了这场战争。如乔舒亚·穆拉夫契克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美国几乎没有费劲就赢得了冷战，……不过，美国获胜不是靠着其军事力量和外交技巧，而是靠着美国制度基于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其实冷战并没有真正的赢主，不过苏东地区出现的形势确实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除了还存在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一些在美国人眼中属于专制、独裁、集权的国家也积极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障碍。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将这些国家引导或演变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的有力武器。正如布什1992年9月10 日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写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葆拉·多布里扬斯基指出，“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战略方式。”因此，冷战后美国外交中所谓的“理想主义”成份上升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战略调整，输出民主自然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