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俄关系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矛盾继续加深，斗争持续不止；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紧密；双方政策务实，分歧暂时缓解。 美俄矛盾深化、斗争持续不断主要原因在于：彼此存在着安全和地缘政治上的深刻矛盾；双方均残存着长期冷战思维所形成的深刻影响；俄运用其核和常规庞大武库、科技、工业潜力及各种长处对美仍有牌可打。 今后美俄在一些重大国家利益上的矛盾有可能继续凸显出来，但双方仍将维持伙伴关系。美俄关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俄国内政局可能出现的较大变化和动荡加剧。 1995年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乃主要大国间关系的继续调整与变化以及这一过程中相互斗争的尖锐复杂与跌岩起伏。其中，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实行全方位外交愈益突出的俄国之间的关系尤为世人所瞩目。 一 1995年美俄关系的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矛盾继续加深，斗争持续不止；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紧密；双方政策务实，分歧暂时缓解。两国临近大选的国内政治因素增加了彼此间关系的复杂性。 （一）1994年底，俄国在安理会投票否决美和西方在波黑问题上制裁塞尔维亚的决议案，俄外长科济列夫拒绝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两个重要文件上签字，以及叶利钦总统在欧安会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上明确地反对北约东扩，指出，这是不是要在欧洲重新划出分界线和使世界进入“冷和平”，从而同克林顿总统在会议上的发言形成针锋相对的戏剧性场面。美俄关系可谓进入了冷战以来的最低潮。尽管戈尔副总统其后紧接访俄，召开了戈尔─切尔诺梅尔金联合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双方在有关核安全、军转民、空间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上取得进展，缓和了气氛，但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只是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澄清各自的立场”（戈尔讲话[1]），并未取得松动。 实际上，1995年初以来，美俄两国围绕车臣战争、俄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和常规武器、波黑问题、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十分尖锐，此起彼伏，始终未断。除车臣问题因战事以莫斯科的军事胜利而未再提及，其他问题到10月份克林顿和叶利钦的纽约首脑会晤后仍均未获得真正解决。此外，在俄要求美认真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俄提出修改欧洲限制常规军备条约以及有关双方批准第二个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分歧仍存。对于美俄双方关系的描述，科济列夫外长在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3 月份日内瓦会谈后就向记者形象地指出：美苏间冷战结束后的“蜜月时期业已结束”[2]， 而在美国方面， 曾经炫耀过的所谓“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新纪元”[3]、“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4] 等等提法已束之高阁，而代之以“务实的伙伴关系”，甚至在2 月份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竟把俄、中、越三国归诸为美要采取“扩展”方针的“前对手国家”一类[5]。就在5月底，科济列夫在荷兰召开的北约16国外长与俄外长“16+1”会议上， 终于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北约与俄国的《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之后，他仍然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北约东扩“既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6]。9月下旬，北约理事会布鲁塞尔部长会议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的长篇研究报告中，一方面坚持东扩方针，另一方面则向俄作出妥协，把具体研究新成员加入问题予以推迟，时间不定，并称即使新成员加入后也不一定要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和他国部队。同时，在欧洲限制常规军备条约问题上也表示对俄的西北方和南方侧翼新的安全需要予以考虑。然而，俄国的报纸立即指出，所谓“不一定部署”，就是说“必要时仍然有权部署”。叶利钦10月18日则在回答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提问时更明确地说：“在把太多的力量用在消除中程核导弹之后，现在又把导弹运到东欧和中欧国家，这是不理智的……狂妄的！俄罗斯将作出一切努力不允许这样做！”[7] （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俄双方在政治上、安全上和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和彼此间的紧密合作。从政治上说，美俄两国政府都需要确保俄国自戈尔巴乔夫后期以来政治、经济转轨的彻底成功，确保“改革”势头不致于逆转。有关美国在总体上对俄国的需求，美驻西班牙大使作了简练概括：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外交政策非帝国主义化，削减俄国庞大的核和常规军备。而俄国为了稳定国内政局、维持叶利钦当局的生存和争取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没有美国在西方的带头支持也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攻击克林顿对前苏联各国的政策是“俄罗斯第一”和“叶利钦第一”，是不无道理的。就安全而言，掌握了最大核武库的美俄双方为了确保其自身安全，大量削减彼此可以打到对方的战略核武器，确保双方核材料的安全和防止俄罗斯的核走私，这对美国可说性命攸关，用一位俄评论家的话来说，美要“一颗一颗地拨掉俄的核牙齿”。而俄也需要保证自己的核安全。最后，从经济上说，俄国无论从制止生产下降、扩大对外出口、稳定卢布币值、推迟偿债、吸收国外投资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在他们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而美国为确保俄国内的稳定，私有化的成功，取得俄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以及今后潜在的投资和出口大市场，它在经济上给予必要援助和投资既有利可图，也符合美国战略需要。此外，双方在解决地区冲突（包括独联体一些国家相互的冲突）、防止核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制止国际犯罪、防止恐怖主义、阻止环境生态恶化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 由于上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苏解体以来美俄多方面合作和交往的积累，如今美俄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相互利益网络交织之密，都显得格外突出。仅就克林顿政府上台两年多来双方交往的情况可粗略概括如下：两国首脑间除热线来往外，正式会晤到95年10月底已高达9次， 克林顿说他同叶利钦会晤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超过他同其他任何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已定期化；戈尔─切尔诺梅尔金联合委员会的召开到95年年中也已有5次之多。 在这个委员会的推动下1995年6月间首次实现了美宇宙飞船“亚特兰蒂斯”号同俄“和平”号空间站的成功对接。另据美方不完全的统计，通过美国政府特别援助、财政性支持，以及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贸易和发展署、国际开发署、纳恩─卢加尔法案基金所提供的各种贷款、担保金、投资融通等等总额约达86亿美元[8]；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 俄完成了8万家小商业和1万7千家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 其产值占俄国民收入的60%以上；美向俄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训练项目涉及俄金融、证券、税收、审计、农业发展、食品制度改革、价格体制、能源管理、电信通讯、核反应堆安全、采煤安全、医疗卫生和药品、军转民等20个领域；在向民主化过渡方面，美在俄选举、加强法治、起草宪法、传媒等方面的训练与合作不胜枚举，美国新闻署还同50家俄全国性、地区性和独立的电视台签署了美卫星电视广播网的重播协议；在教育方面，1995年计划有2万名以上的俄国人参加美举办的各种教育交流。 在军事合作方面，除了签订有关核武器、保证核安全的多项协议，自1994年5月30 日起双方停止把战略核导弹针对对方目标等之外；早在1993年8 月签署了有关防务合作机制化和扩大双方国防部长关系的谅解备忘录；1994年和1995年，双方各在对方进行一次共同维和行动的演习训练，美还帮助俄兴建从国外撤回国的俄军军官住宅。为了防止核武器设计、制造人员和专家的流失，在美国牵头下，同欧、日一起于1994年3 月在莫斯科建立了为这些专家“提供和平服务机会”的国际科技中心[9]。此外， 双方还进行了广泛的民间交流，美和平队员已深入到俄的许多城市和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