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苏美关系曾经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它对当时及以后的国际政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苏美双边关系问题上著作数量之多、意见歧异之大，超过对其它任何双边关系的分析。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美关系已为俄美关系所取代。俄美关系与苏美关系在性质和表现上有何不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怎样？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当今依然引人注目，见仁见智。3 年多来虽然俄美关系的发展尚未完全定位，但是其基本走势已露端倪。本文试图就此发表一点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俄美外交政策的相互调整 冷战后俄美关系既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有天然的继承性，又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因此分析冷战后的俄美关系，应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 自1945年以后冷战开始到80年代初，苏美关系虽然紧张与缓和交替，对抗与合作兼有，但就总体而言，是激烈对抗为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分野，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势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旨在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进行的苏联内外政策调整与改革，使苏美关系的改善出现了“历史性机会”，两国开始从对抗走向全面缓和。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新思维”中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争取两国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开始逾越两国之间的社会制度鸿沟。美国针对苏联发生的变化，改变了战后几十年的对苏“遏制”政策。1989年5月， 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意即“美国的目标不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还谋求使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战略不仅压苏联加速靠近西方，而且推动了东欧剧变。以1989年11月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为标志，开创了两国全面合作的新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俄美关系中，社会制度的对立开始让位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逐步被重新审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势力范围方面的矛盾所取代，单一的军事较量让位于以经济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如同冷战时期苏美都以对方作为各自外交政策的核心一样，冷战后俄美仍把对方放在自己对外政策的首位。自1991年12月以来，俄先后两次调整其外交政策。第一次调整是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苏联解体伊始，俄的对外政策基本上继承了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在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激烈争论中，鼓吹亲西方外交的大西洋主义明显占据上风，俄对美不遗余力谋求亲善、屈从合作、协调行动，以换取美对俄改革的全力支持。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俄要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体化，把赌注押在依靠西方经济援助来进行改革上。不料一年后，幻想中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并未出现，令俄极度失望。首先，西方并未因俄在国际问题上对其迁就而投桃报李，许诺的240 亿美元援助实际上只兑现了150亿。其次，西靠政策使俄失去在中东、 非洲及其它地区的一批传统重要盟友；再者，俄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日益下降，在外交上毫无特色且回旋余地明显缩小。因此，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在俄国内受到强烈抨击，被指责为“卖国外交”。鉴于严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国内舆论压力，俄于1992年底至1993年初不得不开始调整向西方“一边倒”的亲美方针，确立“以西为主、兼顾东方”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从而体现俄外交的目标性和独立性。以实行东西方均衡外交为基本主张的欧亚主义终于为俄高层领导所接受，成为俄外交战略的主导思想。于是1993年4月， 叶利钦批准了《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同年11月，俄安全会议又通过了《俄联邦军事理论学说的基本条例》， 第二次调整是在1994年初。1993年，俄在东欧加入北约、前南地区冲突、前苏势力范围、核技术和军火出口等问题上同美对立。西方支持叶利钦武力镇压“十月事件”激怒了俄多数政治力量。俄版图缩小至百余年来的最小范围、北约将兵临国门的前景使俄军方担忧。由于俄的民族自尊心极大受挫，俄国内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情绪急剧上升。其标志是在1993年底的俄议会选举中，奉行亲美政策的“激进民主派”失利，民族主义和左翼党派获胜。从此，俄在外交上对西方的态度趋于强硬。1994年初，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空袭波黑塞族阵地、俄美间谍风波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见俄反对派领导人等一系列事件激怒了俄当局。于是报刊上大量出现批评西方、呼吁增强大国意识的文章，国内反西方情绪随之达到高潮。在此背景下，俄再次调整对外政策，重新安排其优先次序：一、独联体国家，其中首要的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二、中国；三、东欧和中欧国家；四、西欧国家；五、美国；六、其它国家。这次调整的特点是强调俄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力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重返国际舞台。俄外交政策到1994年中趋于平稳，调整暂告一段落。这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框架：在独联体范围，俄是超级大国；在原东欧范围，俄阻止欧美染指；在全球范围，俄仍是世界大国。 40多年来，与苏对抗一直在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占主导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已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对俄战略的目标从在苏实现“和平演变”转为巩固“和平演变”的现实，即削弱俄的军事实力，使其“不会对美有一丝一毫威胁”；推进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进程，加速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使之最终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为此，美国把冷战时期对苏实行经济封锁改为冷战后对俄实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援俄，美国要达到以下基本目的：第一，巩固叶利钦的地位，维护冷战胜利成果；第二，改造冷战对手，防止俄罗斯帝国和原苏联的复活；第三，确立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从更深层次上看，美国援俄的内在动因是出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此，克林顿总统直言不讳地声称，援俄是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而并非慈善事业，其结果将是换来自身的安全”。〔1 〕前总统尼克松认为“给俄罗斯的非侵略性政府提供援助是对和平的投资”〔2〕。前国务卿贝克说， 援俄将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