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5-0104-06 一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的思想立基于对现代西方世界高度“物化”、“理性化”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anthropocentric humanism)的揭示与批判。他认为，必须借助于“新人道主义”来恢复“人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追寻人早已丧失了的对“存在”的把握。在马里坦看来，“每个伟大的文明时期都受支配于一种特定的观念，即人何以塑造自己的形象。我们的行为有赖于这种关于人的形象，犹如依赖于我们的本性，这种形象……形成作为某个特定文化时代之特征的社会与政治结构。”①中世纪基督教围绕着“人是上帝的形象”(image of God)的两种解释（分别来自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刷下已是支离破碎，被分解为“彻底的基督教悲观主义”和“彻底的基督教乐观主义”：前者表现为对人之本性的彻底绝望，后者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类的努力而非“神恩”(Grace)。基督教所信仰的人之形象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世俗化(secularized)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丢失了“人的形象”。 在对现代精神的考察与批判中，马里坦将焦点集中于“铸造现代精神”、否弃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三个人的“乖谬”学说——他们的理论代表了现代文化的人类中心论辩证法。他认为，这“三个人，出于很不同的原因，支配着现代世界，且控制着折磨它的所有问题：一位宗教改革者、一位哲学改革者，以及一位道德的改革者——路德、笛卡尔和卢梭。”②精神引领时代，“任何事物都开始于精神，现代历史所有的重大事件，均成形于少数几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无体积无质量的生命即亚里士多德所谓努斯(nous)中。路德与魔鬼辩论的那间隐修小室、陪伴笛卡尔做着他那著名的梦的火炉、卢梭在发现自然人之善时弄湿背心的范塞纳(Vincennes)森林的一角——这些就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③ 由于马里坦将宗教改革视为导致现代世界罹患固疾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对路德的批判也免不了对新教教会基本神学命题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同时也是出于对天主教思想原则的维护。不过，他的批判重心最终还是凝聚于路德其人而非路德宗(Lutheran)或各新教教派(Protestants)。亦即说马里坦的思想重心是精神探源而非教派之争。④马里坦认为，路德“缺乏的乃是理智的力量”，⑤在马里坦看来，路德在经院哲学上学艺不精，只学会了一包错误的想法与模糊的神学概念，以及华而不实的论辩技巧。⑥无论是路德对当时天主教的苦修补赎之路，还是对其自身内在的精神状态都充满着怀疑，从根本上看，路德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恩典的绝望。⑦在路德看来，人的本性根本就是堕落的，任何发自这样本性的行为必定对人的得救没有帮助。由于路德不能克服自身的罪恶感和欲望，便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与其本性全然割裂的恩典的作用上；然后，又从一已之体验中推而广之，将自己的命运转化为神学的真理——只要你内心确定了你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确信你一定能获救，那么，你的意志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规定者，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上帝只是一个盟军、一个合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伙伴而已。其结果必然是自我神化(deification of self)。因此，马里坦认为，路德力图使信仰摆脱理性，把基督教福音归结为内心的体验，这种努力大大激发了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个人主观主义。 而笛卡尔被视为“理性主义之父”。马里坦发现了笛卡尔思想的三个重要特征：在思想与存在的联系层面的唯心论(idealism)、在理智的等级秩序与知识的意义层面的唯理论(rationalism)以及在人观上的二元论(dualism)。⑧其核心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科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思维”。对笛卡尔来说，“我”就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一个理性。我思(cogito)与我在(sum)是同一的。而“直观(intuitus)”、“天赋观念(idées innées)”、“独立于事物”恰恰是笛卡尔所理解的人类知识的特征。在笛卡尔那里，只有一种确定性的思维类型，只有一种科学的典范（普遍的科学Mathesis），任何不能被纳入其中的都会被拒斥。于是，人文学科、古代文化、希腊拉丁的伟大成就、人类的历史传统等都不值一提。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得以形成，取代以往的“人文主义时期”的是一个充满霸气的“自然科学时期”。马里坦认为这便是现代科学深刻的非人格的原则与源头。 就笛卡尔哲学的整体来看，人的认识不是从外部事物中获得最初的养料并接受外部事物的制约，而是相反，外部事物的存在恰恰是（在一个所谓上帝的概念的辅助下）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类的理智由此变成了事物的立法者。马里坦发现笛卡尔主义企图逃离往昔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企图使思想独立于现存的事物，而仅仅受制于“它自身内部的需要……。一个世界仅仅凭着自身，就关闭了绝对……”⑨马里坦认为，这是一种欲使人类理性的内容成为度量实在的尺度的极端企图与疯狂做法。因为，在马里坦看来，除了从外部对象获得的东西之外，人类理性是毫无内容的。而笛卡尔则认为，人类认识是与感性知觉分离的，人类认识被视为与天使的认识一般的认识，是直觉的和固有的。马里坦指出，这种“天使主义”罪过不仅割裂了理性与感觉，而且割裂了身体与思维、割裂了信仰与科学。因此，笛卡尔是现代病之根，要矫正现代的错误，首先必须摒弃笛卡尔的二元论。 卢梭则代表着人类中心的人道主义辩证发展的第三个关节点。在“范塞纳森林”的一角，卢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本善”的人性。⑩他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有罪，相反，人的原初状态（原始状态）即是善的；亦即说存在一个人性的理想状态，它处在人类历史的源头。(11)在此阶段，人处于一个完满的境地。卢梭眼里的人即从圣保罗所讲的人转变成了一种纯自然意义上的、生来就有美德的自足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