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3-0102-09 我想从不久前去世的雅克·德里达谈起。2001年9月在南京见到他时，他看起来还十分有活力，虽然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丝毫没有给我以垂垂老矣的感觉。因而三年后他的突然去世(2004年10月8日)，对我来说尤为显得突然。我曾在他去世前不久撰文批评过他的草率。发表后很快得知他患了绝症，于是不免产生悔意。因为我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讨论那些问题。 那篇短文《德里达的草率》，是从一篇长文中截出的几个比较惹眼的批评。可能会给人以有感而发的印象，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较长时间思考的总结。发表前已经放置了一年多。我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有实质性的反驳出现。的确，一个人一生写下那么多的书，若非圣人，很难做到不草率。与写了无数手稿却只发表了一小部分的胡塞尔相比，或者与思考了许多却记录下很少的维特根斯坦相比，德里达显然是草率的。这是他常常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要为他辩护也很难。 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文字绝大部分是含糊不清的，这可能是他有意而为之，因为他相信，尽管他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文字终究无法表达客观真理。——这不仅是因为文字的无能，而且还因为，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① 也就是说，真理根本就不是客观的。这种真理观主宰着当今的时代精神。——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哲学的表达，清楚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含糊不清反倒是基本的实际状况。——尽管德里达本人似乎没有这样说过。若这样说了，反倒又落入清晰的陷阱中了。 德里达为他的那些革命性的意向付出了辛勤的、甚至是忘我的努力。他已经为这个努力付出了极高的——更恰当的表达是：过高的——代价。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离他还太近。今天对他的评价，充其量只能为后人提供一个参照。对于我们这些同代人来说，随他的去世，这个世界少了一份特殊的智力刺激和兴奋。 对德里达的褒贬在许多方面必定以读者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感觉为坐标系，对于非哲学读者来说则尤以后者为甚。在我个人看来，德里达对我们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从思想层面进一步加快了这个本身已处在急速变化之中的时代的变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此固然会有不同的评判。当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德里达“寻求找回所有思想之基础的自由运动”时，他或许真的把握到了德里达的根本意向。② 对于哲学读者来说，德里达的思想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在德里达、海德格尔、尼采之间有一个贯穿的脉络，这显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③ 当然，德里达是否在哲学史上具有与尼采、海德格尔一样高的位置，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因缘所致，我曾与德里达有过一段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以上的文字，也是我对他的一个回忆和惦念。 由德里达引出一个哲学流派间的争论。德里达如今已被视为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存在和去世，都一再地在对立面英美哲学中引起毁誉夹杂的争论。不仅如此，在大陆哲学内部，德里达也远不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人物。许多人认为，他更应当被看作是文学家(或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家)而非哲学家。关于他作品的课程大都在欧美的文学系、电影研究系而非哲学系开设，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趋向的存在。 这里涉及了一个古老的争论：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争论和抵御。柏拉图在《城邦篇》中就已经说，“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607B) 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曾详细论述过这个论争及其当代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学批评在西方诞生之时就希望文学消失。柏拉图对荷马的最大不满就是荷马的存在。”如果这个说法还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家的夸张，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柏拉图是主张将悲剧诗人从城邦中放逐出去的人。在他看来，一个数学家要比一个诗人好得多，也有用得多。因此他在《城邦篇》中说：“我们要拒绝诗人进入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戏剧诗人在个体的灵魂中种下恶因：他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它是不能判别的，它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④ 公正地说，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情况是：文学家(诗人)告诉人们关于人的东西比哲学家更多。即便是哲学文本，在柏拉图之前也都是用诗歌的方式写成的，尽管它们的题目往往与“自然”有关。而在柏拉图以后，哲学以对话(柏拉图)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智者的实用主义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位置。 柏拉图本人在其作品中主要是对文学家(当时是诗人和剧作家)进行批评，认为他们所歌颂的激情应当永远受到控制：“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们，跌了一个跤，就手捂着伤口哭哭啼啼的；我们应该赶快爬起来，考虑怎样去医治伤口，让医药把啼哭赶走。”他认为真正高贵的心灵绝不会像悲剧主人公那样痛苦不堪，因为你根本伤害不了一个灵魂完美和谐的人。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