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德学述》：认识论的角度和范式 郑昕先生不是中国研究康德哲学的第一代人，却是有专著阐释康德哲学的第一代人。这就是他的《康德学述》。非常明显的是，这部著作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和范式来诠释康德哲学的。 《康德学述》分为“康德对玄学的批评”和“康德论知识”两部分，阐述的对象是《纯粹理性批判》即康德哲学的认识论部分，而对《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并未触及。按理说，《康德学述》之为“康德学述”，应该是对康德全部哲学思想的一个概述，郑先生作为康德专家，当然也知道康德哲学不能归结或等同于康德的认识论。然而，郑先生却把对康德的认识论的阐述名之为《康德学述》，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郑先生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是整个康德哲学的“基石”或“纲要”，抓住并理解康德的认识论，对整个康德哲学也就豁然开朗了；因此，并不是说康德哲学只是一种认识论，而是说，只有从认识论这一“视角”出发，才能真正进入康德哲学大厦，也即说，认识论是理解康德哲学的范式。 在《康德学述》正文部分，郑昕抓住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矛盾这一近代哲学的大背景来阐述《纯粹理性批判》对这两派的批判、继承和突破。众所周知，古代哲学的进路是由本体论而认识论，而近代哲学的进路是由认识论而本体论，康德继承了近代哲学这一思维进路，吸取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的合理内容而批判了各自的偏弊，独创了一种至今仍值得而且也不得不反复加以研究的认识论。针对有的人把康德等同于洛克和休谟，有的人把康德等同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有的人认为康德哲学只是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凑合，郑昕明确指出：康德“不是经验论者，因为他由纯悟性建立经验；他不是理性论者，因为他开始即反对与生俱来的观念。他的哲学，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理性论，也不是二者之和，而是二者之改造与再创，于再创之中，推翻了二派偏颇的立场。他的哲学立场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独断的，而是批导的。”① 最能体现郑昕诠释康德哲学的视角和范式的是《康德学述》之附录（“真理与实在”）。它是郑昕自己所主张的哲学思想的表述，带有极为强烈的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色彩。 一般人视真理和实在为两截：实在是真理的对象，真理是对实在的反映或摹写。而按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看法，真理与实在不是外在的符合，而是内在地同一的：真理固非实在，但却重重叠叠地厘定实在，一个被科学律布满的宇宙，便是实在；另一方面，实在虽不就是真理，但实在离不开真理，真理之外无实在。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如桌子的形象、颜色、硬度等等，固然是事实，但还不能称之为“实在”即自同一的桌子本身；关于这些材料的知识固然反映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有效的事实，但却不具有超越有限时空事实的有效性，即客观的、普遍的效准，不能称之为“真理”。感性的、具体的对象要成为“实在”，主观的、个人的思想要成为真理，有待于一个第三者的加入，这就是具有普遍效准的客观思维，即由“存在”、“一多”、“同异”、“因果”、“时空”等等构成的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加入到我们与对象之间，就使得认识对象或感觉材料变成了“真理”。“实在”与“真理”的关系也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真理”以“实在”为内容，“实在”以“真理”为形式，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一旦分割，前者便蜕化为杂乱的事实，后者便蜕化为主观的随想。 郑昕上述关于“真理与实在”的理论，既可以说是他几十年钻研康德哲学而获得的理论成果，也可以说是他用以诠释康德哲学的范式。这一范式突出了康德哲学的认识论价值，而相对忽视了它的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当然是一种历史必然和历史的进步，但长期的“本体论缺失”又会引起哲学和人类精神的饥渴和迷惘，因此时代又会发出新的对本体论的诉求。康德最先感觉到了并力图满足这种诉求，他之所以进行认识论批判，其目的恰好在于建立一种“未来形而上学”。 二、《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类学本体论的视角和范式 对康德哲学的诠释的真正进步是以“回到马克思”的方式进行的，即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重新挖掘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现实的思想意义。这就是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这种新的诠释视角和范式，李泽厚称之为“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或“主体性的实践哲学”。② 我认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和范式的出现，具有双重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回复到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复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必然的历史进步。回到马克思同时满足了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的批判，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其次，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同时也恢复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历史进程。西方哲学发展到康德这里，又预示了一种新的历史性转向，这就是经过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由马克思完成的人类学转向，从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人类学本体论”（晚年卢卡奇称之为“社会存在本体论”），这是一种以人和人类实践为中心的本体论，也就是康德所朦胧预感到的“未来形而上学”，一种人类学的、人性化的、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神学的、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同的现代形而上学。当我们重新认知了从康德哲学到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历史进步向度和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后，再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出发去诠释康德哲学，自然能够比“认识论范式”的诠释达到更高的水准，取得更为丰厚的成果。 （一）人类学本体论角度，比从认识论角度更能准确地理解康德哲学的理论成就和内在矛盾 康德一生的哲学活动包括相互规定的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二是建立“未来形而上学”。为达此目的，康德认为应当依次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③ 到了晚年，康德又明确把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人是什么？”④ 由此可见，康德所要建立的新形而上学就是人学或人类学。这里，康德已预告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建立一种人类学本体论。从这一视角审视以前的哲学，康德认为，它们都是片面的：它们或者绕开人的问题而去研究诸如物质、灵魂和神之类玄之又玄的问题，或者只是抓住人的问题的某一方面，将其夸大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康德力图进行一次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综合，把以前种种对立的哲学扬弃于自己的新哲学之中；在康德看来，不是从存在—物质—自然出发，也不是从思维—精神—心灵出发，而只有从活生生的人这一既有生命又有思想的灵肉统一体出发，才能够把各种对立的哲学思想批判地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