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ent Cornaz是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哲学教授，又是一位资深的精神分析师。他于2002年秋到中国成都讲学，对拉康文本中的signifiant一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泽法，即把它译为中文的“爻”。鉴于拉康文本中signifiant概念的独特性，Cornaz先生这种新的译法一提出就受到了在座各位的欢迎，几乎都认为这是一种既雅致又到位的最佳译法。笔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持近乎相同的观点，并热衷于积极寻找有力论据来论证这一观点。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signifiant、（能）指、爻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等相关因素后，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种与我们的初衷相背道的结果，即这一译法并不切当。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 一 我们知道，signifiant（英文signifier）和signifié（英文signified）是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了更好地说明语言符号的两面性而给出的一对概念，前者代表的是音响形象的一面，后者代表了概念的一面。国内学术界一般把两者翻译为能指和所指，广泛地运用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当然，有关两者译法的争议声一直不断。 随着结构语言学向（后）结构主义的演进，索绪尔的这一对概念不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出现了深刻的演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signifiant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从最初的关注结构，后来几乎都倒向了纯粹的signifiant（能指）游戏。拉康就是强调signifiant（能指）至上性理论的其中一位。 与索绪尔的signifiant概念相比，拉康的signifiant理论具有以下这么几个特征： 1.拉康把索绪尔的s/s(signifié/signifiant)公式颠倒为S/s(Signifiiant/signifié），以突出signifiant的至上性。这是我们在关注拉康理论时首先会遇到的最显眼的一个特征，也是经常被人所引述的一点。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颠倒。因为，在颠倒公式的同时，拉康把作为signifiant的S大写了，从而突出了signifiant的地位和功能。我们知道，索氏把signifié置于signifiant之上，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行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想强调，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更为重要。这可以从他关于“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①这样的论述中得到佐证。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观念至上论，即观念（概念）总是优于且主导着感觉（我们知道索绪尔的signifiant是属于感觉的②）。正因为如此，不少后学们认为索绪尔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者。拉康突出了signifiant的至上性，就是对传统观念至上论的反对。另外，强调signifiant的至上性，几乎不单独谈论signifié问题，这也是众多（后）结构主义者一个共同的特征。 2.Signifiant和signifi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紧密的结合关系，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我们知道，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符号必须是signifiant和signifié两者的结合。换言之，一旦我们说到一个语言符号时，它必然已是一种确定了的结合关系的产物。至于s/s公式中间的斜杠“／”，应该说并不代表一种阻隔。它可能更多地在于表明，两者的结合只是任意的，而不是一种内在的天然关系。而对于拉康来说，S/s公式中间斜杠“／”的存在，却具有一种阻隔作用。他这样说：“事实上，由于signifiant和signifié最初所处的位置就像用来抵制意义的斜杠，从一开始就把它们分离为两种不同的秩序，这门语言学的主题就因此中断了。”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边是随着signifiant（能指）流的展开而不断移动的signifiant，另一边则是在斜杠“／”之下不停地滑动着的飘忽的signifié。所以，两者之间既不是一种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也不是一种一对多的多重对应关系（如所谓的一词多义）——因为一对多其实是多个一一对应关系——而只能是如拉康所说的，一种类似于缝补(caption)关系。④换言之，这是一种临时的、不牢靠的、不确定的偶遇关系。 3.signifiant不仅支配着signifié，而且创造了signifié和意义。说前者支配或统辖着后者，那是因为，一旦前者展开，后者总已在前者的势力范围之内。换言之，后者是前者预料的结果。用拉康的话说，“signifiant生来总是通过以某种方式在其面前展示其维度的方法来预料意义。”⑤就像“我将永不……”这样的句子，通过signifiant的展开，意义在预料中自动浮现。更进一步说，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或统辖，前者对意义的这种预料，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意义域的过程。拉康曾经把signifiant比喻为一种干道(une grand route)。我们知道，干道是这样一种场所，一旦它出现，房屋和商铺等都会自动地聚集到它的周围。Signifiant就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场所，“……它把意义集中于一点，勾连它们，且把它们一群一群地组织起来。”⑥关于signifiant的这种创造性或生产性，即signifiant（能指）游戏，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在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的文本中，随处都可以找到它们运作的踪迹。 4.Signifiant是语言制度化之前就已在场的东西。我们知道，通过区分语言与言语，索绪尔向我们指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作为整体的语言。语言是什么呢？它是言语活动中能够确定的那一部分；它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集体是它的执行主体。更进一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化了的语言。对于索氏来说，只存在这种制度化了的语言，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语言如所谓的个人语言。而他关于signifiant的理论显然也是在对制度化语言进行共时语言学的分析之后得出来的。结合精神分析独特的经验，拉康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他认为，就个人的成长历史而言，语言的制度化或社会化也就是儿童学习说话的进程。然而，在儿童学会说话进入社会之前，难道就不存在一个儿童哑哑学语的阶段吗？那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拉康用一个合成词来称呼它，la langue，我们不妨暂译为哑哑学语。这正是被索绪尔所忽视的一个领域。而作为一种语言，哑哑学语同样由signifiant所构成。换言之，在哑哑学语之中，signifiant已经在场。语言无非是signifiant的一种序列或排列。那么，制度化语言中的signifiant与哑哑学语之中的signifiant有什么不同吗？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可以以一种可视的文字或字母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索氏说“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⑧而后者却是任何文字系统都无法使它成为可视之物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只能是一种“可以听见的设备或材料(le matériel)”⑨。从这一意义上说，后者更为根本。所以拉康后来说：“语言无疑是由哑哑学语所构成。”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