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

      现代思想拥有大量的杰出著作。然而依然还有一个文本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在现代哲学的奠基性的文献中，有一部著作如此地突出，以至于它就意味着这一基础。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它甚至是“曾在欧洲写下的最重要的书”。下面的评价至少对于现代哲学来说是切中实际的：不论人们想到的是理性的自我批判，还是主体的转向，抑或是那些数不尽的论断（从关于先验“我思”及数学作为自然科学语言的先天综合到对于所有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只要他研读康德的《批判》，他就对自那时以来的哲学的根源了然于心。

      上述这些论断不仅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它们也符合普遍流行的正统的教程，这些教程只是将康德的这一著作归入理论哲学。众所周知，这位柯尼斯贝格的哲学家写下了三大批判。此外，他还宣称，理性的全部关切归结为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B832以下）。显然，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的批判探讨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实践理性涉及的是应当。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第一批判只是与追问知识的第一个问题相关的。然而，第三批判，即判断力的批判也只是在限定的意义上适合于第三个问题，因为它的有机体和美的哲学是与希望毫无干系的。因此，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的非正统的解读；第一批判针对的是所有三个问题，这部著作因而就是一种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但是，与法国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详解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不同，它不是由一个近150名作者组成的“文人学会”（société de gens des lettres）撰写的， 而是由唯一一位思想家写就的。道德在此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纯粹理性批判》诚然探究知识，此外还有希望，但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将我的非正统的解读极端化，就是这样一种异端的解读。

      这样一种抱负对于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意味着一个极端重大的事件，然而并不是一场纯粹的革命。因为近代早期的哲学厌倦了经院哲学毫无益处的吹毛求疵，试图全面更新科学与艺术，并将这种更新服务于实践。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的伟大复兴》（Instauratio magna scientiarium）已经将人类的福祉当作自己的责任。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将此责任上升为这样一种期待：即全部的知识将会使“我们的子孙不但变得更有教养，而且同时还会变得更加善良与幸福”。康德自己证实，卢梭对于这种期待的尖锐的抨击使他摆脱了最初对于科学的过高估价（《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的评论》，XX44*1。但是，就此意义来说，与几乎所有解释者的期待相反，《批判》开始于一种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关切。这一点在置于第二版之前的拉丁文题辞中清晰可见，可惜人们大多忽略了这段文字。

      康德摘取的这段文字不是来自卢梭，而是引自先知式的科学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因为与卢梭相反，康德并没有将他对实践的关切与对于科学的抨击联系在一起，而是像培根那样，将之与对科学的敬重联系起来。但是，培根只是以实践的名义对科学的复兴进行了规划，康德则将其实际地付诸实施。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也是由于自培根以来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康德因而将他的伟大复兴限制在科学的一个小的分支上，即限制在哲学上，并把其基础的部分称为“形而上学”。

      像培根一样，康德打算终结一个无休止的错误。但是，他首先将此意图与“一切反对道德与宗教的异议”联系起来，他要“通过最清晰地证明对手无知而在所有未来的时代结束”这些异议（Bxxxi）。培根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对于利益与声望的关心，与之相反，康德则是从严格的道德意义上来领会的。这是第一项创新。

      《批判》的这一道德的中心目标绝不是在第二版中后加上去的，而是在第一版中就已经是统领一切的了。但是，由于康德是在接近著作的尾声、即“法规”和“建筑术”中才强调这一目标的，所以它依然常常不被人重视。为了避免放在一部长篇巨制的结尾而为人忽略的危险，这一目标在第二版的一开始就得到了强调。然而，这样一来，康德的这部著作似乎是在服侍两位主人：一方面是在“题辞”和“法规”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对象，即知识，另一方面是“法规”与“建筑术”的附加的主题，即行动，在此也就是道德。

      这种表面上的双重服侍许可了两种说辞：要么是这位主人优先，要么是另一位主人优先。按照正统的、理论优先的解读，康德首先力图效力于知识；但是，他满意地认识到，此种效力也有助于道德——这就补充上了非正统的解读。按照第一种解读，为道德效力是第二位的和补充性的。因为这种解读说，《批判》用数百页的篇幅来探究纯粹理论性的课题，它们是关于客观认识与哲学作为科学的分析与辩护的课题。但是，理性最终探讨的“终极意图”涉及到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康德明确认为理论的关切对于这些对象是十分无足轻重的（B 826）。相反，那些要连根铲除像唯物论、宿命论和无神论这样的普遍有害的学说（B xxxiv）的实践的、乃至公共的关切才是伟大的。因此，第二种解读，并不是仅仅把实践看作是补充性的，而是将实践视为至上的。恰恰是这一异端的解读具有优越性。按照这种解读，效力于知识对于那个实践的根本目的、即“道德”来说只是手段（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那个目的本身“在建构我们的理性时才是真正”有效的（B 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