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奎因关于彻底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论证 1960年，奎因在《语词和对象》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这一论题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论证与反驳。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曾兴奋地称奎因提出的这个证明是“自康德的先验范畴演绎以来最吸引人的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注：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0页。）。1975年，普特南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在美国的哲学研究生中间至少有一半的话题是谈论这个论题。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对奎因的介绍和研究中，相对于他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个论题却被遗忘了。实际上，奎因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是他的哲学思想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在语言中的继续批判；是他的整体论思想的逻辑发展；以及本体论相对性思想的理论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细致地考察奎因对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的提出与论证。 奎因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首先是针对他的老师卡尔纳普为在日常语言中应用内涵概念所作的辩护而提出。卡尔纳普试图以此阐明，如何能够在严格的经验主义基础上检验有关日常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内涵主义者认为，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可以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仅当意义相同的表达式可以对译时它才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引入语言间同义性这一概念。由于同义性是一种等价关系，我们也将间接地得到语言内部的同义性，并能由此出发建立起内涵概念的整个框架。奎因认为当我们讨论语言的翻译时，我们非常容易就利用一些我们并没有被赋予权利运用的信息，比如“同一性”这一概念。当卡尔纳普讨论自然语言的意义和同义性时，他采用了两个步骤： 1.我们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确定像德语这样的语言谓词的外延——我们提出我们要翻译的目标对象并考察这个谓词是否适用。 2.一旦我们确定了外延，我们就能够通过描述对应德语中那被关注的单词的可能对象来确定内涵，并考察这个谓词是否适用于它们。 但是这就回避了一个问题：它预设了我们已经能够翻译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时所用的德语词汇；或者我们简单地预设了异域人与我们有相似的经验亦或相似的兴趣和愿望。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能够解释了他们的行为以及精神状态等，我们没有证据能够得出这个假设是否为真。因此，这是一个不正当的预设。 奎因认为，翻译绝不像卡尔纳普所认为的那样被十分明确的规定，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像卡尔纳普所做的那样，选择德语和英语这样两种语源如此相近的语言。它们不但有许多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共同之处，而且还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前史。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那就必须研究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况，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的人们之间语言的翻译。”（注：Quine:Word and Object:Translation and Meaning,Massachusett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Cambridge Press,1984.p.28.）譬如，当一位语言学家在一片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部落，并试图将他们的“热带丛林语言”译为他自己的语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奎因设想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所有有助于翻译者翻译的帮助都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怎么办呢？“一只兔子从草丛中疾驰而过，土著人说：‘Gavagai’，语言学家记下句子‘Rabbit’（or‘Lo,a rabbit’）作为试探性的翻译，以期在将来的情况中进一步验证。”（注：Word and Object:p.29.）但是，由于许多不同义性的观察句子却有相同的刺激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语言学家是怎么知道Gavagai是指的Rabbit，而不是：①兔子性；②兔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③兔子生命中的一个时间片段，等等。可见，语言学家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作出选择。当语言学家遇到更复杂的情况，比如：当看到两只兔子时，土著人说“Dos gavagai”，Dos就能翻译为两只吗？也许有人说， 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刺激场景来反复验证和排除，比如：我们可以捉住一只兔子来验证Gavagai是指兔子还是兔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指着不同颜色（白色或灰色）的兔子来验证Gavagai 是指兔子还是颜色；我们还可以指着松鼠来验证Gavagai是指兔子，还是动物……但是，奎因问：当我们做这些验证时，我们是怎么知道土著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 也许，语言学家需要为这样的彻底翻译编撰一本翻译手册，但是奎因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撰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所有这些不同的翻译手册都与语言倾向的总体相容，但手册彼此之间却都不相容。”（注：Word and Object:p.27.）也就是说：第一，从一个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可以有许多不同（不等价）的翻译手册；第二，这些翻译手册都与关于语言行为的所有相关事实相容；第三，但它们并不等价，根据不同的翻译手册而采用的用来翻译同一个外语单词的（英语或汉语等其他语言）单词，它们并没有相同的外延或者说它们并不是同义词。既然与这样的翻译的正确性相关的事实是语言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推出：第四，没有标示这些翻译是正确的实际的事情，也就是说，翻译是不正当的，我们很难指出哪一种翻译是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什么都没有指出；第五，这表明没有关于同义性和外延的事实。 奎因对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与论证：首先，我们把针对陌生语言的翻译句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提出，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接受或拒绝这些翻译句。如果经验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依靠他们所接受的经验（感觉刺激），这将完全与认知意义相关联。这样我们所争论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语言学家通过对这样的材料依据进行猜测推断来建立他的翻译手册，但是很少会得到确证。同时发生的可共同观察的情景通常无法使我们预言一位甚至与我们讲同样语言的人将要说什么，因为说出的话与这时外在可观察的情况一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持续的设想和各自不同的往日经验。”（注：Quine:Pursuit of Tru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1.p.39.）那么，我们必须考察的是：①具有刺激同义性句子，也就是每一个人在相同的环境下都接受的观察句；②一个句子的刺激意义，也就是我们据以接受或拒绝它的一系列环境；③刺激分析句，即在所有的环境中任何人都同意的句子，这包括“分析句”；④既不是刺激分析句也不是场合句的句子。奎因指出许多不同义的观察句可以有相同的刺激意义，而对其他句子来说则没有明确的刺激意义：或者说话者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根据他们所接受的其他句子他们有不同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信息就非常有限，并且在此基础上也很难搞清楚我们是如何对同义性作出精确的判断。而对于没有明确的“刺激意义”的句子来说，奎因通常假设为许多不同的翻译手册都可能与所有的可能证据相吻合。在《词与对象》的第二章，奎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讨论。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奎因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