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论题经历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近代以来，主体性论题日益成为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焦点，我思的思维主体作为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一个不证自明的基点被凸显出来。然而，在围绕主体性所展开的研究的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更为深刻同时也深为哲学家所头痛的问题：此一我思思维主体如何对彼一我思思维主体成为可能？以及众多的我思思维主体如何沟通并实现共同意谓？与此同时，对这种问题的解答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检验着各种哲学观点的合理性。 胡塞尔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在晚年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主体间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体间性问题关系着胡塞尔现象学的成败。在许多学者看来，主体间性的一个问题是，主体性之自我所具有的唯我论倾向在主体间性当中应被克服，而胡塞尔现象学并没有能够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先验自我，虽冠以“自我”的名称，但其实质却在于它的先验性内涵上。这样一来，主体间性问题在其中就不必然地是为摆脱唯我论倾向而提出的。此外，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即可成为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以“先验自我”为认识的逻辑起点，同时也应当有能力回答主体间性所提出的疑问。 一、笛卡尔式的沉思 在胡塞尔眼中，现时代恰与笛卡尔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哲学界百废待兴，各种各样的哲学文献浩如烟海，却毫无关联，缺少鲜活的生命力。因而，他们二人所面对的都是“要求一种建立在最终可设想到的无偏见之上的哲学”，其首要的就是发现某个起点。起初，在寻找可作为绝对奠基之物的时候，他们都是采用了怀疑、悬搁的方式。 笛卡尔在经过彻底的怀疑之后，剩下一个不可被怀疑的自我、我思，他从这个自我我思出发，推论出自我的实体性存在，又进一步推向外在世界。可是，从一个实体性的自我当中构筑的外在世界，是否也同样对别的实体性的自我有效？笛卡尔借助于上帝来保证外在世界对每一个当下的自我显现时，恰好符合世界本来的面貌。但这个上帝本身，说到底也还是一个他者。 我们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看到某种类似于笛卡尔沉思的东西。在每一个自我我思的活动中，从纯粹自我或先验自我中放射出来的目光指向意向对象，从而在每一个执行这项活动的自我那里，都形成了一个对自己有效的世界。这样就存在着“多主体已个别地构成的感觉物复合体”（胡塞尔，1992年，第364页），也就是多个主体内部的世界。但这些世界又如何能够一致起来呢？这里同样面临着主体内部的建构与主体间相互沟通的问题。同样是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预先提出一个构想，即以“移情作用”为中介，塑造主体间世界，使不同主体内构造出来的世界在这个主体间世界中相互融合，诸分离的复合体也因之被统一起来。（同上）可是移情作用的发动者不也仍然是这许多的孤立的自我吗？从而，借助于移情作用构造出来的主体间世界，能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所有个体都有效的共同世界吗？说到底，“其他的自我实际上只是唯一的自我（solus ipse）的投影。”（施皮格伯格，第209页） 可是，到了《笛卡尔式的沉思》时，胡塞尔的“我思”由笛卡尔所强调的“确实性”转向了“确然明见性”。而这一区别恰恰是胡塞尔与笛卡尔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明见性是针对一种意谓活动而言的。在这种意谓活动中，事情、事态作为“事情本身”、“事态本身”在场，并且正因为“事情本身”、“事态本身”在场，判断者才意识到事物本身，判断也由此而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明见性乃是存在者和如此存在者的一种经验，即一种对某物本身的精神性的观看。”（胡塞尔，2002年，第16页）经验时，总有存在者如此这般地现身当下，是存在者的自身被给予出来的样态，这样看来，明见性发生于一切经验当中，因为经验总是有某种东西被给予，不论这个东西是作为实际的存在者还是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体验。在经验过程中的明见性，其完备性、事情的自身给予性或自身现身性的程度倘是有限的，明见的东西便不可避免地要或将要受到怀疑。而作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起点，必须是不可怀疑的，它不仅表达了在其中事情、事态的存在确定性，还通过一种批判性反思，被揭示为“事情或事态的非存在的绝对不可想象性”。非如此存在不可，等价于确然明见性，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便是：“一种确然的明见性……事先就把任何可想象的怀疑作为无对象的而排除在外了。”（同上，第22页） 胡塞尔现象学中还原所针对的是非绝对内在的被给予性领域，它包括自然态度下的外在世界，以及心理主义意义下的心理学事实。前一方面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被悬搁掉了，而在康德的哥白尼转向后，更是被普遍地加上了括号。问题多出在后一方面上。心理学事实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现象；它是体验着的自我将体验到的现象统摄以客观的时间，事物在体验着的自我中，是由一个此在之“我”被体验着、体验出来的心理现象，而不是被自身给予的。显然，心理学事实应被排除于现象学完备的明见性之外。更进一步，具有实体性的此在之自我也一样属于这种心理学事实；因为此在存在着的自我，恰恰是在将纯粹的我思安插于自然科学意义下的客观时间空间中的结果。 于是，经现象学的悬搁，每一个当下存在的这一个、那一个自我，便一同被放进了括号里，“我思”并不附带着一个实体性的自我。如果非要给这个思维着的“我”加上一个名称，成为一个自我，那么，这个自我也只能是功能性的自我或观念性的自我，是意谓得以进行的原发性的意谓源泉的自我。无论如何，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下的自我与实体性的我没有任何关联，或者可以说，正是对实体性的自我进行的彻底的悬搁，成为走向现象学意义下的自我的一个前提。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将我们带进一个自我的世界，又在确然明见性的过滤中，蜕掉了所有实体性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