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哲学要人们相信什么，不如说哲学要人们怀疑什么。由于其本性，人类太易于制造神话了。可以说，20世纪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就是相信和怀疑之间的争论。左派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夸大和神圣化，使之由一种科学理论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世俗宗教”，在西方一度造成政治上的狂热，而常常被称为右派的一些思想家，以其冷静的头脑，从不同角度对左派意识形态进行了质疑和批判。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政治组织和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用以剥夺人类自由的政治谎言；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痛斥一切政治上的理性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理性主义者从一些领域抽象出来并运用于政治的理论；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从维护自发的社会秩序出发，反对试图支配、控制和组织一切社会秩序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波普(Karl Popper)从反对历史决定论出发，反对意识形态对未来社会所做的“科学预言”；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左派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批判，并预言了一切意识形态争论的终结，成为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一、意识形态问题 自从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左右派之争，各种思想就未来“美好社会”是怎样的以及当前社会如何组织提出了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等，就是指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以及为实现这些思想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和运动。这些思想体系就被称为意识形态，而自美国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则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时代”。 在人类思想史上，宗教、科学和哲学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使得思想发展呈现出复杂的特点。开启近代认识论之门的康德对信仰和科学进行了划界，以防二者互相侵入对方的领地，造成认识上的错误。循着同样的思路，阿隆也认识到意识形态囊括一切形式和内容的特点。阿隆这样来定义意识形态：“……我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指随便哪个思想，哪个思想和价值观的总合(在这个意义上，谈意识形态的终结是荒谬的)，而是指所谓整体阐释历史世界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形式。”（注：转引自尼古拉·巴维雷兹(Nicolas Baveres)：《历史的见证》，王文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 阿隆并不一般地反对意识形态。他认为，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世俗信仰或价值取向并无不可：“一般而言，价值偏向尽管无法证明，但是它如果不是理性的话，那么也是合乎理性的。”（注：Raymond Aron,L' Idéologie,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6,p.83.） 阿隆所要反对的是，把意识形态加上科学的名义，让“某些人以为自己掌握了对历史世界总体和全面的阐释，因而可以预见未来，解决全部问题”。（注：转引自尼古拉·巴维雷兹(Nicolas Baveres)：《历史的见证》，第250页。） 科学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而宗教则不能，无论将科学加上宗教的名义还是将宗教加上科学的外衣，只要科学与宗教相结合，就表现出意识形态无所不能的特征，它既自以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又确信根据这种规律对历史发展的长期预测。哈耶克和波普尔也都发现了这一点。（注：参见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第257-261页。） 阿隆同样发现，“只要意识形态中包含神学，包含教会信条，任何政治性的讨论都可以被称作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当代，在那些已经不再自称代表上帝的真理和意志的制度下，政治已完全成为意识形态，或者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论点构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注：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刘燕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65页。） 二、拒斥历史决定论 意识形态基于一种对历史发展必然性认识的哲学——历史决定论。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正是通过拒斥历史决定论，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开始的。 历史这一概念，一方面是指一定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指我们关于这种事实的认识。阿隆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历史，将反映到意识中的所有东西都看作是相同的，因而各个要素之间没有主客体的实质性区分。这样就取消了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观照、相互作用、错综交织的纯粹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不能观照自己，所以它没有历史，“只有人才有历史，因为他的历史就是他本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历史就是他的本质。……人类历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历史总是精神的历史，尤其当它作为创造力的历史时，更是如此。”（注：Aron,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 histoire:essai sur une théorie allemange de l' histoire,1970,p.37.） 在各种要素之间，只有不间断的和不确定的行动和对行动的反应。一个因素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没有质的区别，也不存在重要性的等级，这是人的历史认识的现实条件。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人们才对它们进行区分，但这种区分也仅仅是实用性的，也就是说不具有基于事实的必然性。 阿隆将这些联系区分为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和历史认识，而将认识区分为理解和解释。（注：阿隆所说的理解(understanding)是把握被客观地给予的可理解性，是不诉诸恒常性思考而对人类生存和作品的意义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是对客体意义的一种体悟和直觉，是因果性之外的一种思考方式；而解释(explanation)则是根据现象系列的恒常性来建立规律，即构建因果关系的思考方式。） 人们总是从当前的境遇出发来理解过去、他人和人类整体的，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性，总是从个人的愿望出发。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现在的我”不可能完全再现“过去的我”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再现他人的环境和范围，而个体行为要求参考总体事实，理解总体事实又要求观察者参考个体的行为和创造，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往复交织的关系在理解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主体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造成历史客观性的有限性和历史理解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