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顺从主义的危险 我想从评论中国的形势开始，作为对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评论的前言。有人告诉我，在那些对批判理论感兴趣的人物当中，哈贝马斯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我很理解对哈贝马斯的民主的“交往现代化”概念的兴趣，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找到了很多批判地应用的领域。然而，我关心的是中国的批判理论家们将会仿效哈贝马斯对技术的冷淡态度。这在一个技术的现代化正以有争议的方式快速地重塑社会的国家中，将是一场理论上的大灾难。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不能帮助你们了解这一引起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马尔库塞更多兴趣的过程。在他们暗示现代技术的可选择的设计而批判技术统治之处，哈贝马斯只是抱怨技术系统对非技术的生活世界的侵扰。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风格的批判，与坚持不懈地追求发展的社会有较少关联。 对中国而言，问题不是是否技术应该侵扰这个或者那个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这些不可避免的侵扰应该如何被设计并被组织，以保护并推进更具有人性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背景下，哈贝马斯观点的危险在于强化奴隶般地从属于占主流的外国专家的趋势。这些专家在系统中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在技术领域中寻求它自己道路的勇气和创造性，这将形成未来世代所追求的现代性的基础。为此，有必要展开一种对西方技术的批判性研究。在西方，这样一种研究的资源是可能的，而且能在中国被阐释说明。当苏联不加批判地听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他们破坏了他们的社会。然而，在广泛地受到尊敬的西方权威的警告声中仍可听到批判的声音。对中国而言，技术顺从主义的危险与之相当。 二、导言：两种类型的批判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影响在增长，马尔库塞的影响在减退，批判理论也更少采取乌托邦的态度。最近，受福柯(Foucault)和建构主义的影响，环境运动中一直在复兴一种激进的技术批判。本次演讲从这些新近提出的理论来重新审视这一早期的争论。虽然哈贝马斯思想的各个方面仍具有说服力，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现在看起来似乎对技术自主论让步太多。他把技术仅仅看作一种对非社会的纯粹的工具理性形式的应用。十几年的技术研究表明，这种技术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非常不真实的。我在这里提出，马尔库塞终究是正确的，他提出技术是受社会决定的，即使他不能富有成效地逐步展开他的深刻见解。 虽然马尔库塞确实受到了阿多诺甚至是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他并非如经常被认为的那样，是浪漫的技术恐惧论者(technophobe)（注：马尔库塞是阿多诺的同事，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对他的这一背景的说明，见Kellner(1984)。也可见我即将出版的《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技术的大灾难和技术拯救》，Routledge,2004。）。的确，他提出“技术是意识形态”并认为工具理性与统治有关联。但不像阿多诺和海德格尔，他认为人类的行动能改变新时代的技术理性的结构和从中产生的技术设计。一种新型的理性会产生新的和更良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 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技术的或“成功指向的”行为有着特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些生活领域是适合的，而在其他领域中则不适合。同样，通过交往行为而追求的相互理解有它自己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它是适当的“行动协调”形式。哈贝马斯的方法意味着，技术在它适当的领域内是中性的，但在那个领域之外就会引发各种反常的社会现象。虽然哈贝马斯有力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但是他的技术是中性的观点，却不禁令人想起近年来的技术研究所埋葬的天真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观点。 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是，假设我们既不是形而上学者也不是工具论者，我们既拒绝对科学的浪漫的批判，也反对技术中性论，那么，我们能从这两位思想家那里学到什么？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由三个阶段的论点展开我的演讲。首先，我从人们经常引用的、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70)中对马尔库塞的批判开始，探讨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运用韦伯的术语对相同主题的更深刻陈述。由于马尔库塞不能回答这些论点，因此我的步骤将年代顺序倒置了。但是，我会尽力去想像他可能如何以他自己对韦伯的批判为基础作出回应。接着，我讨论那些哈贝马斯理论中能被重建的各个方面，以把马尔库塞的批判考虑在内。最后，我将详细阐述我自己的一种可替换的方法。 三、从“隐密的渴望”到“新的冷静” 1.“所有权力都归于想像力” 马尔库塞追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主张在阶级社会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无论是内部特性还是外部特性都受到压抑。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技术承载了一段可怕的历史印记。它内在地具有毁灭性，因而它的负面后果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偶然地使用。这种观点要想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就必须意味着，即使人和自然不是一种最初的统一，至少存在某些与人类的需要相适合的自然力。马尔库塞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一样，在艺术中发现了一些证明在历史的过程中一直被牺牲掉的这些力量的证据。但如今，甚至在文明的发展中“什么已经失去”这样的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技术思维已经接管了人的关系、政治学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虽然人们时常把《单向度的人》(1964)和《启蒙辩证法》进行比较，它却远不及后者悲观。在提出一种更有希望的观点时，马尔库塞似乎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虽然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较大分歧的缘故，他并不承认这种影响。马尔库塞用海德格尔的术语，通过一种对基本实践的革命改造，提出对存在的一种新的解蔽(erschliessen)(Dreyfus,1995)。这会导致工具性在本质方面的改变，将是一场通过废除阶级社会和对与它相关联的实施原则的根本改变。因此，创造一种新的、根本不同的科学和技术将是可能的，我们将通过这种技术，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不是相互冲突。自然会被当作另一个主体，而不仅仅是原材料。人类会学着通过实现自然的内在潜能而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权力和利润使它闲置浪费掉。马尔库塞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