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注：一般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可以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1922～1949年为早期，属于“前诠释学”阶段；1949～1960年为中期，属于“哲学诠释学”阶段；1960年以后是晚期，属于“实践哲学”阶段。） 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注：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1998，第195页；第199～200页。） 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注：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第3页。Hermeneutics一词，在我国分别被译作“诠释学”、“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笔者在相关引文中保留原作者的使用习惯不做改动。） 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注：何卫平：《解释学与伦理学——关于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核心》，《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的论者都强调伽达默尔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思想的“断裂”，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和“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一类的说法，却实际上强化了中晚期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差异的观念：中期哲学是哲学诠释学，晚期哲学则是实践哲学；中期哲学是理论诠释学，而晚期哲学属于实践诠释学。 笔者认为，在伽达默尔中晚期哲学之间做如此截然的界分，极容易造成对他的哲学诠释学的误解。伽达默尔的中晚期哲学之间，虽然在探讨的主题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期主要致力于哲学诠释学基本理论的建构与阐述，更多地指向艺术和历史领域中的问题，晚期侧重于进一步阐明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彰显哲学诠释学与整个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较多地涉及到所谓的“实践哲学”问题，但中晚期哲学的实质是相同的，它们都属于“哲学诠释学”的范围，不存在所谓的“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问题。 一 伽达默尔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完成了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构建了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哲学诠释学。而哲学诠释学与一般诠释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不是一种理解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一种理解的本体论。无论是哲学诠释学受到的高度赞扬，还是它遭到的激烈批评，很大程度上都与哲学诠释学的这种本体论取向密切相关。如何把握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本体论特征，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解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进程的关键所在。 《真理与方法》一书，是哲学界公认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伽达默尔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哲学诠释学对理解本体论的建构：首先，它把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其次，它把理解的应用问题确定为诠释学的基本问题；最后，它把语言看做是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主线。 就目前我国学界的探讨而言，第一个方面受到了最为普遍的关注。伽达默尔对“先入之见”的合法性和“时间距离”的积极意义的强调，因其迥异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主张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传统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与之相应的“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对话”等理念也备受注目。第三个方面，因其表现出了与英美哲学在语言学转向方面的共同进路，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606页；第三版后记，第739页。）这句伽达默尔的名言几乎与海德格尔那句“语言是存在的家”（注：[德]：《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58页。） 一样著名。美国诠释学史家帕尔默(R·E·Palmer)教授也曾经指出：“在这里(指《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引者注)我们注意到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向：语言取代理解的历史性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中心。”他甚至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称做“语词本体论”(ontology of word)。（注：[美]帕尔默：《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彭启福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不过依笔者之见，帕尔默所说的“语言取代理解的历史性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中心”，主要是从探讨的主题来说的，它指的是《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从理解的历史性问题转向了对理解的语言性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无论是理解的历史性还是理解的语言性，都很难称得上是伽达默尔理解本体论的中心。 那么，理解本体论的真正中心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恰恰就是被许多研究者忽视和遗忘的第二方面——理解的应用性。尽管在《真理与方法》中，理解的应用性问题似乎很不起眼，伽达默尔只用了很小的篇幅来直接对它展开论述，但因此认为理解的应用性问题对哲学诠释学无关紧要就大错特错了。对理解的应用性问题的关注，可以看做是哲学诠释学的精华所在，也可以看做是伽达默尔早期哲学训练的合理结果，更可以看做是其晚期实践哲学走向的理论根基。了解有关理解的应用性的思想，也就成为我们把握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特别是他的中晚期哲学思想之关联的关键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