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正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认为的那样，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1] (P3)这里的康德哲学不仅是指他的三大批判所组成的理性哲学、道德哲学和审美哲学，而且还包括康德的法哲学及政治哲学等等。就是说，康德哲学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哲学体系。借用安倍能成的说法，这一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实践哲学[1] (P3)。然而，国内外对于康德的研究又往往偏重于康德的认识论，多数的研究集中在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上，而缺少对于康德另外两大批判及其他著作和文献的研究；对于《纯粹理性批判》又大都集中在感性论和知性论两个部分，缺少对于先验辩证论和先验方法的研究；在感性论和知性论的研究中，更多地重视感性直观和概念及范畴的分析论，而缺少对于先天统觉的综合统一原理和图型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状况似乎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偏见：即康德哲学就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认识论的哲学著作。这样的偏见显然同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是相背离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还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认识论在康德意义上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透彻地把握。因此，本文拟就此阐述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便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康德哲学。 一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1781年，三年之后，他又写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用来对《纯粹理性批判》进行解说。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又发表了第二版，其中又有较大的改动。因此，就《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写作目的，康德本人也有多种说法。既有对于人类理性的考察和划界；又有为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做准备和如何可能的等等提法。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对于人类理性的考察同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中，特别是在公认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必须首先澄清的重要问题。 为此，我们注意到了第一版中的序文，因为它是《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时的序文，可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康德当时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初思想。这时，康德的写作动机就是要对人类理性矛盾命运进行考察。他说道：“人类理性具有此种特殊命运，即要其所有知识之一门类中，为种种问题所困，此等问题以其为理性自身之本质所加之于其自身者，故不能置之不顾，但又因其超越理性所有之一切能力，故不能解答之也。”[2] (p1)康德看到，一方面，人类理性为它在认识中所规定的问题所困扰，因而必须要给予解决；另一方面，这些困扰的问题又超出了理性能力，理性又不能解决。他认为，究其原因在于，人类理性在经验运用中，经验充分证明了理性的正当性。然而，人类理性沿着经验，便会形成无穷追溯，追溯“事物更高更远之条件”，这样一来，“理性之事业，势必无完成之日”[2] (P1)，因而，迫不得已“求之于‘超越一切可能之经验的使用且又似不能拒斥即常人亦易于接授’之原理”[2] (p1)。也就是说，在人类理性的先验使用上，理性似乎又同常理相悖。这样一来，人类理性陷入了两难之境地：在经验内使用人类理性，人类理性却不能完成理性的事业，它会形成一个无穷的追溯；可超越经验，“人类理性实陷入黑暗及矛盾之境”。[2] (p2)这种尴尬的局面就是当时康德称作“形而上学的纠纷战场”。[2] (P1)具体地说，当时的独断论仅从理性出发，不考虑经验；当时的怀疑论从经验出发，不考虑理性，因而都不能解决人类理性的这种两难之问题。因此，一般的人对于当时的形而上学，对于哲学，采取了“倦怠而冷淡”的看法。[2] (p2) 康德认为，这一情况表明，哲学还没有找到它自己的真正基础。正如同自然科学在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基础之前一样，人们在那时也常常指责自然科学。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形而上学的这种纠纷状态进行清理，进行批判。他说道：“我之所谓批判非指批判书籍及体系而言，乃指就理性离一切经验所努力寻求之一切知识，以批判普泛所谓理性之能力而言。故此种批判乃决定普泛所谓玄学之可能与否，及规定其源流，范围及限界者——凡此种种皆使之与原理相合。”[2] (P3)这就相当明确地说明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目的，即用先验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理性的能力，从而确定哲学的可能性，并规定出哲学的来源、范围和界线。这也说明了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是为建立真正的形而上学服务的。就此而言，可以这样说，康德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解决了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在于他重新确立了哲学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因此，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文中，他又这样写道：“凡粗知本著之大略者，自将见其效果仅为消极的，唯在警戒吾人决不可以思辨理性超出经验之限界耳。此实为批判之主要效用。但当吾人承认思辨理性所以之越出其固有限界之原理，其结果并不扩大理性之运用而适足缩小其运用时(如吾人在严密审查之下所见及者)，则此种教导立得其积极的价值。”[2] (p16)也就是说，对于理性的批判的主要作用是将认识严格地限制在经验之内，超出经验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所以，在经验之中与超出经验就构成了康德哲学一道鲜明的分界线。因而人类理性相应地被康德分成了两种：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人类理性思辨性使用之时，其作用的范围只能被限定于经验之内。在这种范围之内，思辨理性为全部认识的可能性提供了先验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的认识才可能产生；超出了经验领域，便是人类理性的实践领域。在这里，实践理性所要解决的是道德、权利和信仰等实践问题，而不再是认识问题。因而一切关于实践理性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从而是不可知的。换言之，康德认为，只有经验问题才是认识论问题。但是，经验的基础问题或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并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先验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康德认为，假若人类思辨理性的先验使用能够成立，那么，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便是成立的。更准确地说，假若认识论中的先验哲学能够得到明确的规定，那么，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便可以得以建立。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康德的认识论只是康德哲学的引导性问题，引导出哲学或形而上学奠基的可能性问题。对于康德哲学的目的而言，哲学真正的含义并不在于认识论，而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这种形而上学既含有认识的可能性，又包含理念、物自体、本体、道德、法权、神学等内容。就其基本内容而言，这种形而上学已经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人的行动或实践。因此，可以认为，康德哲学主要是实践哲学。这不仅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审美哲学，而且也包括他的政治哲学、法哲学以及人类哲学等等真正同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直接相联的部门哲学。只有这样理解康德哲学，我们才能合理地说明康德哲学对于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认识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康德终结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全部认识论问题，开启出了实践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发展的维度，将哲学从单纯的思辨领域再次转向了生命实践这块原始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