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上台初期，外交政策缺乏长远考虑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因而建树少、失误多，行动少、空话多，不仅受到政敌的抨击和舆论的讥讽，而且在民主党内也引起广泛的不满。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克林顿及其主要助手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多方探索可以用来代替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某种“主义”或“框架”。由商业部带头提出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就是迄今为止唯一比较成形和多少有些实效的一次努力。 1993年9月，商业部向国会提出一份报告《走向全国出口战略》， 试图为这个战略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强调美国首任总统和“其他创建者”都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商业”。其隐涵的意思是：扩大美国的出口，就能推广美国式的民主。报告还列举大量数字来论证，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商品和劳务的出口。 1994年1 月商业部副部长加登在美国外交政策权势集团的化身——纽约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讲演，第一次公开使用“新兴大市场战略”的提法。他宣称，“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越来越环绕着我们的商业利益旋转，经济发展是解决当代重大问题的基础。”他列举了10个新兴大市场，名列首位的是中国（包括港、台），另外9 个依次是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韩国、南非、波兰和阿根廷。他指出，这10个新兴大市场人口占全球总数的一半；它们都是各自所在地区的“经济动力”，经济增长率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对美国经济和世界局势起着重要影响；再过10—15年美国对它们的出口可能超过对日本和欧洲出口的总和。他的结论是：美国应把它们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谋求建立“互利的双边关系”，以增进各自国内的繁荣和安全。同年5月，加登又到西点军校发表内容相似的讲演，并更明确地提出， 扩大出口是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一个副部长显然很少可能到这样重要的两处讲坛接连发表讲演。 据美国一所著名研究机构的外交政策专家说，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起先并不赞同商业部的上述主张，而坚持商业关系必须服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传统观点。几乎是在商业部向国会提出上述报告的同时，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莱克提出了“扩大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全球自由共同体”的主张，强调把这种“扩大战略”作为美国整个外交政策的长期指导思想，而把人权问题作为“头号政策重点”。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没明确表态，但倾向莱克的观点。 克林顿起先也没有明确表态，而是试图调和双方的分歧：他一方面重申，美国全球战略不变，将继续以欧洲为重点，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支持商业部扩大对新兴大市场出口的战略，其中主要是：第一，提高原有的部际“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的地位和增设“国家科技委员会”，主要负责推动向新兴大市场各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第二，1993年底邀请亚太国家领导人到西雅图会晤。但是，第一项措施收效有限；第二项当时颇为轰动，但由于克林顿未能在会晤期间提出有效的政策倡议，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在外交领域继续接连碰壁，特别是1994年春美国对亚洲政策出现全面危机：美日谈判陷于僵局；美中双方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出现对峙；美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多数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权问题而空前紧张。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对于新兴大市场战略的态度趋于积极，其主要表现是倾注全力推动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区条约。美国有的专栏作家评论说，这是克林顿任职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外事问题上采取明确坚定的立场和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据有的美国友好人士说，克林顿1994年之所以终于决定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主要也是为了推行新兴大市场战略。1994年8月商业部长布朗率24家大公司负责人访华带回60亿美元巨额合同后， 克里斯托弗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在1995年春季《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公开肯定10个新兴大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 但是，正当这个战略的倡导者弹冠相庆的时候，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态发展给了他们极为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打击来自墨西哥的比索危机。墨西哥在克林顿政府的10大新兴大市场中，名列第5，但同美国经济关系的密切却居于首位， 又是推行这项战略的第一个突破对象。北美自由贸易区条约通过的前几个月，新兴大市场战略看来极为成功：美国的工业并没有像反对该条约的人所声称的那样大量流向低工资的墨西哥；而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却正像条约的支持者预言的那样稳步上升，而且幅度还相当大。但是，好景不长。上述这种对美国有利的趋势恰恰对墨西哥的经济造成了损害。再加上墨西哥当局金融货币政策上的失误，这就触发了1994年底的比索危机，迫使克林顿政府不得不从应急的基金中拨出巨额款项，并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抢救汇率急剧下跌的比索。为了得到紧急贷款和保证偿付能力，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包括严格限制进口，使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受到严重的挫折。 第二次沉重的打击，是共和党在1994年国会期中选举中同时赢得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特别是共和党保守派势力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次选举后，共和党人大大加快了争夺1996年总统选举胜利的准备工作。早在1994年11月选出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以前，共和党内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为数空前的共和党政客争先恐后地为筹集竞选经费和建立竞选组织到处活动。与此同时，共和党政客及其顾问们又集中力量收集可以用来攻击克林顿的武器弹药。从共和党人的角度看，扩大出口是克林顿在外交政策领域唯一有可能用来赢得选票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们今年年初审查克林顿政府提出的预算时，在“平衡预算”的幌子下，向商业部发动了正面进攻，把商业部同能源、教育等部门并列为应当撤消的部门。从国内党派斗争的角度看，共和党人的这种做法应当说是相当高明的：扩大出口，特别是扩大对新兴大市场的出口，在美国国内很得人心，特别是得到高科技产业的大力支持，共和党人不愿也不能正面反对；但是，当商业部必须为本身的生存而奋斗时，它当然就不可能大力推行它带头倡导的新兴大市场战略。 新兴大市场战略的前景如何呢？本文作者今年访美回国前，曾经向几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美国学者请教。他们的基本看法可以综合为以下两点：第一，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安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少可能受到直接的威胁。西欧和日本仍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它们的内部局势及其同美国的关系，相对说来都比较稳定，很少可能出现新的重大突破或严重恶化。10大新兴市场的情况却明显不同，它们内部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稳定因素，它们同美国关系中的“变数”也比较多。因此，新兴大市场战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客观需要，不会因受到暂时的挫折而被放弃。也就是说，无论下届大选中哪个党获胜，美国政府仍然会力图扩大同新兴大市场的经贸关系。第二，中国不仅在10大新兴大市场中名列榜首，而且中国近期内用于高科技和基础结构的投资有可能超过其他9国的总和。如果撇开中国， 便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新兴大市场战略。但是，当前美国保守势力恰恰抓住中国问题大作文章，这既出于同克林顿为难的党派斗争考虑，也反映了它强烈反共的本性。由于本身地位的虚弱，也由于克林顿及其主要助手对中国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在保守势力的攻势面前往往表现得很被动，有时甚至主动迎合迁就。但是，即使美国最保守的政治势力也不愿放弃或退出中国市场。近几个月美国国内出现的反华声浪和不利于美中关系的一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前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对美中关系仍有理由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