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等右倾思潮明显抬头。日本决策层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自己的实力，全面调整外交战略以争取在国际新秩序建设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一、调整对外战略，加快实现政治大国步伐 冷战结束后，日本处在政经体制变革、内外政策调整的转折时期。新时期确立一条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是日本决策层讨论的首要问题。经过近几年的酝酿和调整，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已初具轮廓：（1 ）摆脱“追随外交”，努力增大外交的自主性，开展积极的“为国际作贡献”的大国外交；（2）改变二战后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低姿式”、 “不出头”的小国意识，在对外关系中既讲协调也讲对抗，树立起大国形象；（3）修正迄今过分对美依靠，提升对亚洲的“依存度”， 使该地区成为其经济后院和外交依托，最终实现“脱美入亚”，成为与美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 新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实现政治大国，为此日本采取了以下一系列行动：（1）公开提出要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并且在国内形成共鸣；（2）将外交重点移向亚洲，“脱欧美回亚洲”论盛行日本；（3）在大国关系中，强调建立美中日等边三角关系；（4）放弃“西方一员”战略，出现对谁都敢说“不”字的势头；（5 ）主动插手亚太及世界的安全事务，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6 ）推出对外经济援助四原则，利用经济向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 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日本。日本所处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平衡，两者矛盾日益突出。在日本看来，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实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日本要从被动遵守国际规则，转为主动参与制定新规则，取得更大的国际决策权。（2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西西矛盾”加深，日本原有的“西方一员”外交开始失去意义，它不再从“西方一员”这种单一的价值判断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而是优先考虑国家利益。（3）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明显加强， 东亚经济的崛起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地图，亚太时代的到来将为日本巩固外交根基提供新的机遇和条件。（4 ）日本政局变化导致国内保守势力膨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新国家主义”等右倾化思潮抬头，为日本的“大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5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日本作为战败国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因冷战日本外交也受到种种制约。因此冷战结束之日也是日本外交“解放”之时。 二、摆脱对美的从属地位，谋求与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战后以来，日本基本上推行一条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尽管自60年代末以来，日本就提出了自主外交的口号，但羽毛未丰的日本战略上依靠美国保护，仍不能不听令于美国。因此冷战时期日本要求“自主”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日本舆论批评政府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并非言过其实。如今冷战结束，日美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在这新旧格局转换、新旧世纪交替的新历史时期，日本认为必须重新确定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于是大国外交战略在日本统治阶级中逐步酝酿形成。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首先在外交上要摆脱对美的追随，增大自主性。因此在新时期日本提出要增大外交上的自主性，绝非是纸上谈兵，而是调整了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行动： （一）经济上降低对美的依存度。在欧美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日本对亚洲市场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显地将自己的经济命运与亚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10年前日本对美出口曾比亚洲出口多1/3，而10 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也超过了对美的贸易顺差。在投资方面，日本对美投资连年下降，但在亚洲的投资却出现热潮。80年代中期，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为23亿美元，而到了90年代初则增加到73亿美元。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亚洲将成为日本最大的投资场所。 （二）抢占科技制高点，在高科技领域与美一比高低。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上升，而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竞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日本已将发展高科技作为21世纪立国之本。在一些新兴高科技领域已向美发起了挑战。日本成功地发射H2型大型运载火箭，为跻身世界宇航强国之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敢对美说“不”，极力反对美国的控制。1994年细川首相在与克林顿总统的会谈中与其针锋相对，第一次公开向美说了“不”，直至会谈破裂也不退让。这在战后日美首脑会谈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今年9月，驻冲绳美军士兵对当地少女施暴事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广大冲绳县民纷纷要求撤销美军基地，县知事大田断然拒绝在延长基地协议上签字；日本大部分地方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议”。日本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加快“回归亚洲”的步伐，日本外务省新设“综合外交政策局”等举动表明，“没有北美局长的认可，一切重要的政策都难以执行”的时代已经结束。 （四）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权落入美国之手。西雅图会议后，日感到“美亚桥梁”作用下降，日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加大了对东盟国家外交的力度。同时，近年来与美加紧了对新兴市场的争夺。目前日亚贸易额超过了日美贸易额。在投资方面，原来美国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已被日本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