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本文首先是对《欧洲》杂志1995年第4 期载李少军论文《评“民主和平论”》的一个回应。李文和他赐阅的有关资料，以及《欧洲》杂志为此专门举办的研讨会（尤其是陈乐民、裘元伦、王缉思、刘靖华、刘军宁等人的发言），给了笔者不少宝贵的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从评价西方时下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入手，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的联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 第一部分介绍并评估了“民主和平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兴起的背景；第二部分从近代、本世纪前半叶、冷战结束后这样三个时期验证了这一假说的缺失；第三部分主要从理论上考察分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格局中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因素；第四部分研讨了国际冲突与国内体制的关系。 后两部分是论文的重点。作者指出，一方面，从国际关系角度看，非民主国家不能不打仗，民主国家亦可能发动战争，决定它们战与非战的因素往往来自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从国内体制和社会变迁考察，冲突带多半分布在那些动荡起伏的过渡型社会，尤其是向民主制过渡的不稳定的、快速变革的社会（和国家）。本文作者赞同亨廷顿的一个概括：“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动乱。” 一、关于“民主和平”的假说 近几年，一种被称作“民主和平论”（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学说正在西方流行。简单说， 它的基本假设是：从历史上观察，尤其是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论者以欧美地区实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为例——很少（或者不易）彼此开战；当民主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磨擦时，它们很少（或者不易）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1〕。 其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按照某些理论家（如B·Russett，M·Doyle等）的说法，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一是相关的规范和文化造成的自律（或戒律）。 “制度的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制衡性（checks and balances）；它不仅包含行政、 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而且特别具有政府官员的民众选举、政治领域的广泛竞争和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特征。由于政府由民选产生，官员不得不对公众及舆论负责；谁都明白，战争将使公民（选民和纳税人）付出流血和财产的代价，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最终可能使它在下一次选举时遭到失败。制度约束的关键之处在于，民主政治的结构令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事务相当透明，使譬如说国会和舆论等机制，对决定战争发动权的政府起着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在这一点上，美国常被用来作为典型的例子。 “民主的规范和文化”（democratic norms and cultures ）包括所谓“规范性因素”（ normative elements ）和“文化因素”（cultural elements）两方面。前者指一般人长期信奉的民主、 自由与和平的价值观，如避免专制统治的自由，对自由的保护与推动，民主的参与等；虽然有时民主国家也同非民主国家交战，但那是为了捍卫和扩大民主的价值观。根据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个人是道义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代表自主的个人的政治也承认这种价值（包括承认本国的这种价值和认同这种价值的其他国家的人们的观念），既然代议制政府必须反映民意，原则上它也就不会干预其他类似国家的政治。正因为针对其他自由国家的战争不合法，民主国家之间自然形成了不交战的风气；它们用“和平的竞争、说服和妥协”处理彼此间的争端。后者则指建立在这种“和平盟约”之上的一种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比如，民主国家都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都愿意并且能够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懂得何为文明、何为教养、何为现代人等等；在这种氛围下，虽然属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和民族，但民主政制下的各国人民能够理性地规避彼此间的战争。 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大意如此。 这种理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并不新鲜，西方中心主义者从来认为自己比非西方世界更加文明；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学说，它出现的年头也有一、二十年，象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例如，70年代中期斯莫尔（M·Small）和辛格（D·Singer ）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 1816 —1865年》一文里，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看法。不过，只是到两极格局结束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当这种理论在某些西方国家被某些决策人士引证之后，它才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注意和探讨。最近一期美国《外交事务》季刊有篇文章说道：“民主制之间决不打仗的观念，对许多学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公理。正如其中一位指出的，‘在我们看来它即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这一‘法则’被美国国务活动家们所援引，为其在国外鼓励民主化的一项外交政策辩护。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国情咨文中表示，民主制之间不会开战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外推进民主是他的对外政策的支柱的理由。”这篇题为《民主化与战争》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长远地看，稳固的民主制度的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增强和平的前景。短期而言，在使动荡的（民主化）过渡之危险降低至最小限度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