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关系稳定时期相比，转型中的国际格局尤其给人们提供机会，使得有关国际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袒露无遗地展现出来，人们得以对之悉心观察与全面研究。由于这样的国际格局转型并不是经常性地发生的，因而，当下的这种转型机遇，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相当宝贵的。尤其重要的是，自冷战结束以后，可以认为国际格局的转型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市场经济，对于政治民主化，对于各国的相互依存状态的浪漫主义观点与过于渲染迷恋的时代已经过去。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转型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加剧，并且这种竞争以各自传统文明为背景，带有旧格局中的地缘政治痕迹、而且是伴体制变迁所带来的外部张力的崭新阶段。这一新阶段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广视野。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由于国际格局转型的动因、过程、方面、后果等非常复杂，而且各个领域的变化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这又使得对转型期的观察与研究，需要从一个综合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出发方能进行。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谈谈形成这一知识结构的必备条件。 （一） 历史，从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点。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家不可能不是一个研究精深的历史学家。我认为，历史于国际关系的重要功能，主要地并不在于：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的可重复性概率几乎是零。马克思说过的，历史的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喜剧也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历史主要是通过其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去把握、去引导当代进程发展的。说得极端一点，重要的甚至不是曾经有过的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发展的逻辑轨迹。 转型期的国际社会呈千姿万态，每一个进程，每一种局部都不可能是历史的重复，但都是以往过程的积淀与发展，都是历史惯性的推动和吸附拒斥所致。波黑冲突发展至今，战事绵延第四年，死伤已是几十万，未见有了结之日，究其原因，还是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起作用。这里既有文明结合部地带民族、宗教、文化相互冲突的结果；也有前南斯拉夫时期，不当的民族政策所留下的遗患；当然也包括列强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图谋，两次大战，巴尔干不是发难首选之地，便是兵家必争之处，这都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并不是历史简单的堆积。常见对当前事件的历史分析是作一、二、三、四的简单罗列，这恐怕很难是真正的历史分析的功能所在。与其作这种粗陋的归纳，还不如从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历史进程中各主体相互关系的演化。就以大宏观的全球国际格局而论，于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古代文明的几个发祥地，如果从外星人的角度看来，只不过是一片沙漠孤零零的几叶小舟。到古代社会的晚期，各古文明帝国才跃跃欲试地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势头。但这种扩张不是昙花一现，便是有气无力。一直要到中世纪，被称为“蛮族”的蒙古人、阿拉伯人征战驰骋才真正实现了跨越大陆域阀的大进军。当然，这时各区域内国际力量的相互联系依然是原始而间断的，要等到工业革命、航路开通、资本主义问世，才真正将整个世界打成一片，成其为一统一体。20世纪之后地区主义抬头，可视为全球一体化进程受到挑战。〔1 〕这是一体化过了头、或者是一体化的方式不当，引起了地区的反叛与离异。从结构变迁角度来作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地区化抬头，远不止是一个经济集团化的问题，而是经过这么长的历史蕴积而形成的一种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种因素凝集而成的一个大过程。 用历史方法观察现实的国际格局转型，着眼点还是分析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若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态势颇有些象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一段国际格局的特征。第一，是帝国崩溃。欧洲大陆之上，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在一战之前已呈崩溃之势。大战只不过是为这些帝国的灭亡送葬。冷战的结束，也是以苏联这个一度欲称霸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为标志的。第二，是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关系并不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来划分的；当今世界，按邓小平同志的说法，“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各国相互的利益考虑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第三是民族国家纷纷涌现，国际关系的主体大量增加。这种帝国崩溃之后，新兴国家迅速增加的现象成为一战之前和当前国际关系的突出共同点。第四，是国际社会的冲突热点地区甚至也一样。当年，是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而今，国际社会最为动荡不宁的冲突地点正好是在当年发生大战的巴尔干波黑地区。把当今国际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局势作比较，并非是预言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恰恰相反，是为了说明：即使在许多方面今昔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正因为历史的发展已使得人类悲剧难以重演。科技与信息革命的发展已使得大规模破坏性的核战争与常规战争显得不合时宜，无论是对战争发动的预警、还是对战争后果的担忧都足以使人们望而生畏；此外，人心思定，厌烦战争；各国间协调机制尚起作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等诸种原因，都使得当今世界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历史比较方法为我们构画了这样一幅图景。 （二） 地理方法，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之一。尽管迁延时日，但“地缘政治”一词，多少年来听来仍然是耳熟能详。 冷战之前与冷战期间，地缘政治理论甚至曾经主导过国际关系的发展。麦金德的“大陆枢纽”说，马汉的“海洋争霸”说，荷斯豪弗因袭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说、包括前苏联海军将领戈尔什科夫的海洋发展理论都成为美、英、德、苏各大国军事战略和大国争霸的理论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是否继续适用；在当代高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条件下，地理因素是否已不起作用。 事实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可以不断变化，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但地缘政治区却是相对稳定的。比如西欧就是一个较完整的地缘政治区，在区内可以出现地缘政治对抗（一战、二战），也可以出现地缘政治联合（欧共体），但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发生范围却是稳定的。亚太是更大一级尺度上的地缘政治区（从二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当前的亚太经济圈）”。〔2 〕这种地缘政治区域结构的客观实在性是恒常不变的，但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可以不断地分化组合，这是地理因素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