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F127.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GDB-1130(2005)02-0040-13 一、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反问自己：我是一个西部人，当我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审视西部 经济改革发展中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是不是我带有西部人的偏见?作为一位学者，保持 中立是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10年前，我从北京回到成都后进了这个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的核心决策研究机关——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呆就近7年，见证了中央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前后西部人顽强拼搏的历史。我陈述这段经历，是要表明，我与国内其他 学者的区别仅仅是自己亲历了西部奋发图强的拼搏，能够深切感受西部遭遇经济非公平 增长的切肤之痛。每当我为西部取得一个个成就欢欣鼓舞之余，遥望东方，总会有一股 莫名的苍凉袭上心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地党委政府牢牢抓住 这个历史性机会，紧锣密鼓，新招迭出，可谓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了，实现了一年一个 台阶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与东部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逐年拉大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的调研结论是：西部 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比较，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 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发展很不平衡”， 到2003年底，仍没有缓解。我对比了一下东西部几个省在2003年的发展数据：城市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14867、13180 、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10000元，为3∶1；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6658、5431、 4055、2230、1697、1565。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5000元，为4∶1。我们不得不正视 这一痛苦的事实：5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5年。为什么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差距仍在拉大?根本原因是我 们过去整个改革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路线。之后继续实施“效益优先、兼顾公平” ，我们低估了先富对后富、先发展对后发展的冲击和掠夺的潜力与惯势——即增长的潜 力与惯势。在这种发展大势下，“发展很不平衡”(十六大报告)不仅难以扭转，而且只 会日愈加重。 全国有6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最新统计(2004年资料)显示，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 在西部，仅西部云贵川三省就有3000万。在最穷的地方，一家人的家产合计不及100元 。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事例。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反思25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东西部的严 重差距提供了需要警醒的参照。——我坚信：西部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西部对中国经 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非在很远的将来才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今天就已经非常明显。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拉动，消费增速缓慢。2003年我国 消费率仅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在缺乏消费支撑 的高位上运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为什么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导致 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 地方。所以，西部增长问题，与低收入群体问题、“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涉及我国全 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多年困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就是“发展很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城乡 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缩小，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大 ，症结就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丢失了公平。三大差距日愈扩大使中国经济在“地震多发 地带”驰行，速度越快，风险越大。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中国 ：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受益差距扩大的挑战 ，由于非公平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状 而言，政策措施上注重公平尤其重要，并且明确指出应把“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 条件”作为中国改革政策措施应该注意的三大方面之一。 现在的情势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解决，而是非解决不可。推进第二个“大局”刻不容缓。作为伟 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对改革发展“两个大局”的设计是一个整体构想。而且在我看来， 实施第一个大局，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实现第二个大局，才是目的。基于中国当时 的国情，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 才能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突破。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非均衡发展”的 态势如果失控将面临走到“非公平发展”、“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 对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地区差距一直放心不下，反复叮嘱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 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的速度出人意料，而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日愈拉大也 出人意料。这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拉美陷阱”。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就是要把他开创的改革发展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两个大局”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