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使我国农民的生存环境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根本改善,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现状,实现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正考问着众多学者以及各级政府的智慧。 3月21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召开了“县域经济发展出路和基层组织创新”研讨会,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晓山、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农业部农恳局副局长丁力、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冯兴元、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香港乐施会项目官员李昌平、河北省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仝志晖等十几位专家和长期致力于基层调研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集中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如何使县域经济尽快走出发展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农村新税费时代的隐忧 会上,曾业松强调,从农村工作实际出发,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考虑,县域经济发展与基层组织创新都是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 税费改革是一项各地普遍叫好的惠农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隐忧。例如在农业税取消之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新费用收缴。对此众多专家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需要积极跟进和进一步加强。长期在基层调研的于建嵘教授最近正在进行一项新的调研课题——取消农业税的后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通过对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等地调查后,他希望对出现的问题引起学者和官员的高度关注: 一是农业税取消后计划生育费用出现。于建嵘说:“调查中,我们感觉最突出的问题是计划生育费。在湖南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农民控告最多的是计划生育问题。”即原来已经违反计育政策,罚过款的又重新罚;如果不生孩子的,乡镇干部就动员农民生孩子,然后缴罚款4000元,因此,农民把这一点作为控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二是农业税取消后土地争议将会升级。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对土地价值有了重新发现,随着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责任加重,土地矛盾将会激化。三是农业税取消对基层政权建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心里都没谱儿。这实际影响的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四是税费取消之后农村的债务问题。农村债务问题在中部地区反映尤其明显,由于不用乡镇干部还债,这个债务到底怎么化解,谁心里都没有数,包括县委书记也没有办法。对于农村债务,于建嵘建议如果国家不买单,县一级财政根本无法化解。他说:基层干部认为,农业税不取消没办法,农业税取消之后,更没有办法。所以,农村债务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除此还有很多问题目前还未显现。 一直关注农村税费改革的白南生指出:税费改革的原因,一个是农民负担过重,一个是税费冲突。其实,税费冲突只是表象。要解决冲突,就要了解冲突背后的根源,要对解决这些冲突根源的可能做详细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税费冲突的一个明显根源是税费太高。许多地方如果农民不外出务工,不到别的地方挣钱,光靠种地和饲养获得的现金收入还不够缴税费。 然而,如果说税费太高是冲突的表面根源,那背后又有什么深层根源呢?首先是财政供养人员多,其次是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品的提供和公共服务支出没有来源,再加上现行财政制度的问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税费冲突的深层根源。公共服务支出没有来源,在城乡结合部看得最明显。在城乡结合部,由现行制度决定,政府的许多部门的工作方式是二元的:同样的公共品提供,乡镇、村民和街道、城区居民是不同的。教育、自来水、道路、垃圾清扫等等,对城市居民的提供是由财政列支的,是拨款解决的,而对乡镇和村民,则有相当部分是自筹的。 如果构成深层根源的问题不解决,只是简单地把税费降下来或完全不收,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起新的问题,比如乡镇一级政府怎么运转,教育费用缺口由谁承担,等等。 土地争议:农村稳定的关键 丁力认为,税费改革以后,乡镇面临的土地问题不可忽视。他说:现在到农业部上访的人,80%是因为土地,到乡镇上访的80%也是因为土地问题。他认为这需要深化土地产权改革。尽管有人认为没有政治保障土地财产权会被拿掉,但有还是比没有强。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物权法,全国反响强烈,土地使用权永远不变的说法预示着土地政策转变的过程。丁力认为,土地产权改革要有新的实现形式,如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权证的内容,发挥其独特的产权作用。 温铁军则认为,不能就土地问题讨论土地问题,症结在我国的金融体制痼疾。他认为,在全球资本化的情况下,所有过去政策性金融全部转变成:按全球资本化和全球资本化建制的要求设定在高度垄断的金融资本情况下,银行越商业化,农民就越得不到信用服务。结果农村原来是急需要土地,现在急需要是金融、资金。也是由于金融的高度垄断,一方面,基层中小经济和县域经济得不到任何信用服务;另外,在中央层面上,资金却严重滞存。这就是金融商业化改革和垄断的结果。要想发展县域经济,资金要素是龙头要素,没有资金要素,光有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没有用。于是,以地套现就成了第二轮圈地运动主要的因素。他认为,土地问题和圈地运动的发生,都和金融在全球资本化导向之下形成的垄断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