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研究的几种观点 1.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认为：宪法规定，农村耕地和牧场属于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然而，在理论上有关农村土地，有两种模糊的认识，一是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的最终权利应当在国家手中；二是经济发展应当由政府主导，农村土地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赖以发展的重要资源，国家应当拥有土地的发展权。实际上，解放以来，由于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为城市国有土地，农民从补偿、安置等方面，都没有谈判（讨价还价）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和收益权利、有关土地的发展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实际的农村耕地征用制度和政策与宪法有违；另外，国家控制土地的发展权，主导经济的发展，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观有违。 一些土地资源不属于国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发展并没有因土地的非国有而受到影响；相反，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土地产权明晰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土地资源在城乡、公益和非公益等之间合理得到了配置，土地利用的效率较高。更重要的是，农民因掌握着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土地的发展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农民通过产权的交易和分配也分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因此，应当将集体的土地权利真正从制度上归还给农民，并且与土地有关的发展权应当通过市场交易在发展主体间得以转移。 一些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也要有计划性，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城市规划。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建设，其土地利用结构要合理，土地资源的分配要合理规划分配。进而言之，农村集体土地要由政府按照城市规划强制征用和分配。给农民土地方面太多和太大的权利，就会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一些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其城市并不因土地的所有权分散而建设得一团糟；而一些土地国有制的国家，其城市也并不因土地国有而内部结构一定布局得很合理。从市场经济国家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化来看，一是建筑在土地不同所有和使用者基础上的土地流转、交易和地价机制，调节土地使用组团化和分区化，使商业、工业、居住等合理布局；二是通过法律和法规来调节城市规划的严肃性，以法治来实现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化。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既要坚持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又要强调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不能以城市统一规划来否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城市的统一规划与土地分散所有、占有、使用和处置之间的关系。以不损害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利益为前提，实现城市功能区布局的合理化。如果弱化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地权，实践中就会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搞建设和发展经济。 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对于农民来说，某种程度上是虚无的，实际是一种国家想什么时候拿地，就什么时候拿地的“二公有”制度。从所有主体来看，村委会既不是经济法人，也不是一级政府，作为当地村民的社区性自治组织，来充当集体土地财产的所有者代表，在村民现有民主法制知识积累有限和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往往成为实际上的村长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 因此，需要对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加以改革：一是要明晰农民对集体所有土地的权益，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农民人人有明晰份额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从时间上要有统一的起始和截止期，生不再补，可以继承，迁移可保留地权，土地股份权可以流转。二是延长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对于耕地、退耕还林、农民承包的绿化荒山及沙漠等，可按照百年确定使用权利。三是农村集体土地，非经营性用途的，可以不再经过国家强制征用，直接进入土地市场；以土地入股、产权交易、租赁等方式用来搞开发和建设。[1]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韩俊认为，应当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农民按份共有这种新型的产权制度，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人格化找到了一条可行途径。 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按份分割农地所有权的权利，农民按份共有的农地权利可以合法继承或转让、抵押、赠送等。实行农民按份共有制，有利于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又有利于农民转变身份，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让农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权；实际上就是承认农民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2]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西玉认为，现在要进一步调整农民同土地之间的关系，重塑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位。这一变革的外在动力是土地稀缺性的增强和土地价值的提升，内在动力是农民对土地利益的要求，核心则是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承包权，是一种既有效又稳妥的办法。这种承包权把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都给了农户，农户成为实在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问题，也使耕地保护有了真正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土地经营中的所有权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它在清晰产权、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耕地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为此，它应是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