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眼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着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紧密结合，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决定。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之举。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五个以”，深刻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因素。其中，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深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大动力。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基本规律 所谓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显然，在党的执政能力体系中，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是关系全局的因素。正确的理论、路线是党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灵魂，坚强的组织队伍是党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载体，而健全的制度、体制则是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保证。党的领导制度是否科学、领导体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和领导水平的提升，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们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从苏联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算起，工人阶级政党在世界一部分国家执政已经有了近90年的历史。90年，既有赢得人民拥戴的欢欣鼓舞，也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垂气沮丧；既有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高歌猛进，也有给国家造成严重危难的曲折岁月；既有党心民心所向的坚如磐石，也有党心民心所悖的分崩离析。人们无论是对苏联东欧共产党由于悖离民心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的深入反思，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通过“凤凰涅槃”式的自我革命而赢得时代认同和民心拥戴的成功经验的深入总结，都不能不提出这洋一个历史性话题：什么是决定工人阶级执政党历史地位乃至生死存亡的根本因素？或者说，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生命所系是什么？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不尽相同，结论甚至大相径庭。历史对此作出了公正回答。25年前，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鞭辞入里地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2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21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高屋建瓴地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今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和十六大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着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上的清醒与自觉。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工人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要素。思想建设确立党的方向，组织建设奠定党的基础，作风建设塑造党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体制作为支撑和保证，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和根本。能否清醒地认识和坚持这一点，直接关系着党的建设状况、党的水平高低乃至党的前途命运。 如果说注重制度建设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整个建设来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那么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制度建设则变得更加尖锐和迫切起来。这是由于：第一，党的执政地位，一般是通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而取得的，政权来之不易。这种经历很容易在党内滋生居功自傲情绪，使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陷入“江山非我莫属”的误区，从而把党的意志甚至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以党代政，以人代党，以言代法，以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建设严重忽视甚至造成严重破坏。第二，就我们党来说，党在执政之前经历了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战争年代和革命斗争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新中国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很容易把战争年代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主要是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搬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如何领导国家和社会，从制度层面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很难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三，党执政以后，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政议政，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很难起到对执政党直接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很容易使执政党忽视如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领导，执政党党员更难以自觉地用健全的国家制度严格要求自己。第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小农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积淀深厚、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训练，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党内存在着比较深厚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严重等封建主义残余，这些弊端不仅表现在思想作风方面，而且渗透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严重阻碍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总之，党在执政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制度建设的压力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制度缺失的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起来，这不啻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最重大任务和最深层隐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其深层原因和最关键因素，无不可以追溯到高度集权与专制的“斯大林模式”对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正如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就深刻指出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