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稳定”为前提来治理国家是邓小平的一个特色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历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稳定”思想。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形成 恩格斯曾经指出：“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马克思在其名著《哲学的贫困》中讲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与任何一个伟大思想体系的产生一样，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形成有着自己特定的时代背景、深厚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形成分期，必须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特征和社会进程来进行。基于此，笔者把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形成作了三个阶段的分期。 （一）酝酿时期 早在建国前夕，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最初萌芽。建国初期，邓小平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提出：“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稳定”重要性的最初认识。“文革”前即1956-1966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了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以大规模群体事件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坚决反对这种“大民主”。他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需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0年代末期，面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注意和保持政治稳定。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之后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所扼断，应该吸取这一教训。可这一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使邓小平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此时他深知“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后来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这些表述为他“稳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提出时期 邓小平在早期，主要用“安定团结”四个字来体现他的“稳定”思想。1975年邓小平二次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开始对各方面秩序进行整顿，并将安定团结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针，他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增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等。同年7月在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1978年12月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中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时他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论述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提出。 （三）形成和完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造成全面内乱的历史教训，他坚持反对一切社会动乱，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来思考，从而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他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特色之一。 1978-1985年，邓小平“稳定”思想基本形成。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和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认为，维护稳定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1980年1月，他在讲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时指出，“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同时他说：“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这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需要，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再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稳定”问题。他认为经济调整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1985年5月，邓小平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标志着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