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转型期极为丰富复杂的特征，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方面尤为明显，接受与怀疑、弘扬与批判、信仰与否定等等，在“五四”时期显得尤为集中，甚至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态。（注：关于“五四”时期，学术界一般界定为从《新青年》的创刊到五卅运动。）回溯“五四”时期的这段历史，观照此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对于全面观照20世纪中国社会嬗变的历史轨迹，对于全面梳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对于全面审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等,都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 一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它以倡导科学、民主为内容，以批判传统旧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为实质，以政治革命运动的形式为表，文化批判运动的内涵为里，企图在全面思考反省民族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启蒙民众的觉悟，企图在借鉴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民族的新文化。“五四”运动以一种极为“偏至”的观念和举动，全面否定批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一种十分虔诚的姿态和热情，全面引进接受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在向西方文化敞开门户的过程中，各种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潮、文学流派等等，都先后被介绍引进至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也就各取所需地借鉴运用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在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期盼改善中国落后的状况，努力迅速追赶世界潮流。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为引人瞩目的待遇。 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机中，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姿态：接受与拒绝、推崇与批判、自省与辩护等等。在交织与矛盾中，构成了“五四”时期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有学者谈到此时期基督宗教的处境时说：“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民国的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启蒙话语和科学实证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输入、民族意识的彻底觉醒和反帝爱国主义运动水平的跃升，使基督宗教在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冲击，不得不改头换面，采取新措施以求适存和发展。”（注：孙扬尚《基督宗教的传入与中西文化的交流》，见《圣俗之间》第24-2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给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的基督教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五四”前后，受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追求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并期望以此呼唤民众的觉醒，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所处的非人的待遇与处境，努力追求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呼唤人的觉醒就成为“五四”时期一个基本的主题。在延续了梁启超“新民说”的近代启蒙主义传统中，将对于人的觉醒的呼唤、对于人权的强调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境地。无论是鲁迅的“立人”（注：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月刊第7号，1908年8月。），还是周作人的“辟人荒”（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无论是陈独秀的“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还是胡适的“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都强调在个性意识的觉醒中对于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和追求，这就构成了“五四”时期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特意识与执着追求。他们大多以西方的近现代思想为武器，批判否定中国文化传统，针砭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摧残。他们往往在东西方的比照中、在中外的对比中，以西方、外国之长凸显东方、中国之短。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进化论、泛神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性心理学等等，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各取所需地“拿来”，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武器。作为西方世界重要文化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也同样成为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所关注所推崇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中，只有在“五四”时期，基督教才广泛地为国人考虑作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一。在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中走向西化，在与西方国家比照中更加见出中国的落后时，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深入地思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在探索救国之途中逐渐接纳并推崇基督教文化，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比中，批判儒家文化之弊端，推崇基督教文化之优长。虽然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并非从信仰的视角推崇基督教文化的，但是他们往往推崇基督教文化中所蕴涵着的崇高精神与境界。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显得极为复杂。1917年，他在《新青年》3卷第3期中答复读者时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力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在将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比中，赞赏对于基督教的推行，但是其有“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的前提。1918年，陈独秀在《基督教与迷信鬼神》一文中借友人之口说：“吾辈虽不赞成基督教，然吾国人若信基督教，岂不愈于迷信鬼神，崇拜动物乎？”（注：《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但他同时以李石曾的话语，否定了此种观点。陈独秀总是在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中，赞赏基督教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在以社会倘必须宗教的前提下，推崇基督教。然而，后来他在《偶像破坏论》、《人生真义》等文中，却全力否定宗教、批评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