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抗日思想和抗日大好形势，激发、培育东北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为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失地积蓄力量，是东北所有地下组织的经常工作，都坚持长期不间断地进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创办报刊或打入报社、杂志社，以记者身份，在采访中了解敌伪情况，写文章，巧妙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散发抗日传单和标语；组织青年读进步书刊，和青年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如：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工作组的佟志杉，以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职务作掩护，在该校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发展组织。他是伪满宫内府中将侍卫长佟济煦之子，被溥仪选送日本学习海军军事，娶日本姑娘为妻，在一次日苏战争中负过伤，因此被日伪视为心腹骨干。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在课堂上大胆而慎重地渗透共产党、八路军顺民意、得民心的思想。他在讲八路军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时说：这种战术是与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分不开的，日军、伪军都用不了这种战术。并借机介绍八路军节省粮食救济群众，到哪里都帮百姓劳动等优良作风。伪军校有一批爱国青年正在寻找共产党，听了他的课，便主动靠近他。经过一段时间，彼此了解、沟通，1944年9月的一天，他受上级组织的委托，发展9名爱国青年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给他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毕业后掌握武装；搞些情报。”[16]（P132） 发动人民抗拒日伪搜刮民脂民膏。巴、木、东地下组织，发动广大人民抗捐税、抗出荷粮、抗劳工、抗“奉仕”。在长春税关工作的地工人员，在统计工作中发现日伪每月从东北把大批大豆运往德国，换回军用物资。他们研究认为，设法使其少输出一列车大豆，就等于减少输入一批杀害中国人民的武器。便编民谣：“今年龙吃豆，种豆赔不够。”[17][11]（P45）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暗示方式，引导农民不种大豆或少种大豆。 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地工人员为收复国土，迎接祖国的光复，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东北大城市沈阳，在日本宣布投降时，苏军和我们的军队尚未开到，秩序混乱，恶势力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地工人员组织市民成立治安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既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护公共财产和设施，让它们物归原主，造福人民。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的先遣部队进入东北后，在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带领下，挖开关东军在沈阳城墙内的一座秘密大仓库，获得大批贵重资财。[4]1945年8月12日，伪军校的地下工作者组织中国师生，强行打开武器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夜里，带着中国师生，护卫工厂、飞机场、重要道路、桥梁；并到居民区放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毫无疑问，战争年代，武装斗争是主线，是中心，一切为了前线，各项工作围绕着中心进行。包括东北在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配合武装斗争是地下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武装抗日斗争，地下抗日斗争，这两条战线，有粗有细，但不是可有可无；有主有从，但从者不是没有自立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是两条线，正因为武装抗日斗争需要地下工作配合，地下工作才更不可替代。而且，其主从关系是一定时期一定形势下才存在的。当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走向低潮的时候，地下抗日斗争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活力，依然存在和发展，此伏彼起，前赴后继。以其经常从事的情报工作来说，主要提供情报给抗日军事之用，此外还有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另有其用途；主要是为东北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又不限于东北，还为全国抗战乃至反法西斯盟国提供情报。启发、教育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意识，既是为了武装抗日，又有其更深远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破坏日伪军事设施，发动人民抗捐、抗粮，从全局来说，是削弱敌人的实力，直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至于组建部队，争取伪军哗变抗日，在一定意义上说，起到了催生抗日武装的作用。 可见，虽然从事地下抗日斗争是默默无闻的，不像打一场大胜仗那么轰轰烈烈，但他们的贡献相当了不起，他们的作用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他们是一群无名英雄。特别是他们一颗颗真诚的爱国心比世界上什么瑰宝都珍贵，他们为祖国奉献与牺牲自己一切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东北沦陷期间，有人为了避难到大后方去，有条件的到国外去。而抗日地下工作者们自动自觉留下来，或冒着生命危险从关内、从国外来到东北，在敌人戒备最森严、统治最残酷的殖民地，与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并肩战斗，从虎口里拔牙，做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地下抗敌工作。 自动自觉四字，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九·一八”事变后，肩负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使命的中国政府机构和以保国卫民为宗旨的主力军队奉命退出了东北。当中共满洲省委属下的共产党员誓死留在东北，和东北人民同战斗、共死生的时候，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视他们为非法组织，不予承认；即使在1937年国共合作后，仍把他们当作异己看待。他们的抗日工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是必然的。前期所幸有中共中央的领导。后来，由于环境恶化，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童，东碰西撞，不知所从”。[18]没有人命令，没有人安排，在日本留学的东北爱国青年，看到白山黑水任日本侵略军践踏，三千万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们的内心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召唤，怀着爱祖国、爱家乡，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宏大志愿，陆续归国回到东北抗日。一些人成为国民党的东北地下工作者，另一些人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得到国民政府承认，开始时尚有经费支持，但由于东北环境的特殊恶劣，1942年与中央断绝联系，难得一钱一弹的接济，“全赖各同志毁家纾难，义务捐献，才使工作积极进行。”[7]（P83）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则被国民政府视为非法。前述“读书会”的青年们和中国政府、任何政党都没有联系，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没有方向中找出一个方向，在没有路的地上硬踏出一条路来！”[11]（P304）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中“独立作战”，没后退半步，一直坚持战斗，忠贞不渝。前述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军医兼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王耀钧，在齐齐哈尔亲戚家养伤期间，在铁路员工中建立抗联地下组织北满执行部，则是人自为战，自动自觉地进行抗日地下工作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