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也有称“大革命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前人的研究多偏重于运动过程的描述、政党组织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歧方面，而对国民革命期间之宣传工作研究较少，或者说不够细致。关于国民革命史研究较为重要的著作，如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对中共宣传工作的研究侧重于其对反帝反军阀等的宣传，忽视了中共对自身主义理论的宣传。近期，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专门论述了国民革命中中共宣传话语的强势问题，精辟地分析了《向导》式话语的特点，以及“左派”、“右派”、“三大政策”等一些重要宣传口号的提出及意义，但对这一时期中共之宣传策略缺少动态的分析，且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注：请见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 事实上，1923年至1925年，国共双方的关系及相对地位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一时期中共宣传策略的演变亦颇耐人寻味。本文试图以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机关刊物《向导》为中心，结合国民革命的具体进程，对此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进行初步考察。 一、早期中共关于国民革命之宣传 第一次国共合作很难说是“历史的必然”，国共双方所以能够合作，苏联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起了关键作用。 孙中山真正感兴趣的是苏联人的援助，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只是获得苏联援助的“代价”，所以孙中山断然拒绝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国共两党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只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坚持自我主体，是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前提。”（注：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56页。） 中共方面，在1922年8月举行的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几乎是“强迫”中共领导层修改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而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实上，中共党内对这一问题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注：如蔡和森和张国焘等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会使中共在组织上和主义上丧失独立性，并对共产国际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不满。（《张国焘回忆西湖会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这种意见在中共三大上依然有所表现。）。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既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支持其正确的政策，但“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436页。）中共三大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大会发表的宣言倡导，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号召“社会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肯定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版，第165页。）。中共三大宣言称，“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这标志着中共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注：黄修荣：《国民革命史》，第61页。）。三大通过的决议及其宣言，为中共早期的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奠定了基调。 与较为忽视宣传工作的国民党相比，深受俄国革命经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十分重视。西湖会议后，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并成为中共宣传国民革命的主要阵地。早期的《向导》“印行6000-7000份，主要对象是学生与青年”（注：《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332页。）。为了便于销售，《向导》开始并没有用中共的名义发刊。发表于第一期的《本报宣言》，语气温和地提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使民众取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从《向导》早期的宣传内容看，中共采取了较低调的宣传姿态，没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国民党一大之前《向导》所反映的中共对国民革命宣传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国民革命。在《向导》第二期上，陈独秀提出了“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概念（注：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中共并没有明确为国民革命定性，虽然中共提到“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个主要的地位”（注：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但中共的宣传家更努力于解释国民革命的全民性与超阶级性：革命或反革命的区分，“不应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注：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这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