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以他特有的缜密思辨和科学预见，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发布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一振聋发聩的伟大宣言。3年后，蒋介石在重庆命人捉刀出版了《中国之命运》，断言只有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才适合中国的需要。毛文问世9年、蒋书出版6年之后，历史就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历史判决印证了1944年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预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光明代替了黑暗，进步代替了落后，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还占踞着一群海岛，水天相隔，加上美国插手，使得毛和蒋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画上句号，而是围绕着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演绎着。 一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跃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是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将台湾与大陆之间100多公里的海面间隔视为“海上屏藩”，负隅顽抗。从这时起，如何消灭踞守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成为毛泽东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说，解放台湾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战略决战的推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蒋介石在无法挽回大陆颓势的情况下，将企图把台湾作为其统治重心和卷土重来的基地。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强调中国人民将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非法侵犯，亦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至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并首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这当然反映了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思考。 作为解放战争的延续，以武力解放台湾，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这时的思考和实际部署的一个重点解决办法。事实上，在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就把解放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在军事上作了相应部署。而此时的败军之帅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则以“反攻复国”作为其既定方针，这也成为蒋介石集团自欺欺人、赖以维系孤岛人心士气的精神支柱。此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并非毛泽东的唯一选择，他还积极探索政治解决，即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会谈涉及台湾问题时就曾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他还说：“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较多的时间了。”显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表现在由于是跨海作战而增加的军事难度上，而且已预见到美国将插手台湾，存在一个国际干预的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并不只局限于武力解放，而是开始探讨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虽然随后开始的新的国共谈判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未能达成协议，使和平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毕竟已作为一种新的思路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后，国共两党处于以军事对抗为主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使用武力。“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的作战任务提出来的。1950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华东前线台湾战役指挥部，准备8月发起攻台。由于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占台湾，我攻台战役没有实施。美国在我解放战争后期原准备放弃台湾，即采取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对台政策改为重新以武力援助台湾并派出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在美国继续推行的反华反共政策的庇护下，蒋介石对大陆仍坚持“巩固台湾，伺机反攻”的方针，并进行频繁的军事袭扰。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台湾并入了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安全”体系。海峡两岸仍处于严峻的军事对峙之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从长计议解放台湾的问题，并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期间，一方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万隆会议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另一方面，海峡局势也出现了缓和的契机，经过调整，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同时，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毛泽东看到“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2]1955年4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方针，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这时恰逢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为此，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国际影响。5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在美国撤退在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3]在这前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关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第一次公诸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