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又反过来指导伟大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是党和红军经过遵义会议由挫折转向胜利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并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在经历了此前两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思想路线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既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透彻的分析，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政治上、理论上日益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硕果累累、成就辉煌，创造了巨大的理论宝库，从而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繁荣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之所以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离不开新的时代条件，源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呼唤新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一个新的特殊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它有长期侵华战争的准备，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精良，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如何战胜这一凶恶的敌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在日寇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面前，蒋介石政权仍然坚持其剿灭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方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内各阶级之间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领导全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在独立的敌后解放区怎样建设人民政权和建设好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严峻考验。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去全面地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理论，从而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其次，两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要求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已经有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两次胜利经验，同时也有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两次惨痛教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者“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1]（P988）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破坏。抗战初期，党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看待”、“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竭力抹杀统一战线中不同党派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抹杀共产党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原则分歧，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夸大国民党军队的作用，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对此，毛泽东告诫全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2]（P533）他要求全党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2]（P534）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抗战的实际，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同中国革命的特点进一步结合起来，更加系统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P533）这样，“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P534）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诸多条件。一是延安时期是党和红军经过遵义会议经由挫折走向胜利的时期。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而为全党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继续领导中国革命创造了条件。二是延安时期处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代，抗日救亡使全党空前团结，党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得我们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从事理论工作的客观环境。这期间，《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陆续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研究机构纷纷建立，马列主义研究论著大量问世，以及思想界的多次论战，特别是有关三民主义的论战，为党和毛泽东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深入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三是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使全党从教条主义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透彻分析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力开拓，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实践论，以共性、个性统一为精髓的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了彻底清除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哲学工作放在党的理论创新的中心地位，首先致力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努力把握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揭示了我们党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的必要性，指出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理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恰如马克思所说，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最大特色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视角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危害党多年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对思想路线的哲学思考和总结，是毛泽东为端正全党思想路线而展开的前哨战。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