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特别党员的特别意义 为了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了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但是，除了个别的零星的介绍特别党员个体的文章外，特别党员作为党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将特别党员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弄清什么是特别党员，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特别党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承担的特别工作，发挥的特别作用，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做出的特别贡献，对于完整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特别党员的特别内涵 （一）什么是特别党员 有关什么是特别党员的说法有好多种。如：“指由中共中央个别发展和联系的党员”；“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只与党组织保持单线的联系”的党员。这些说法只说明了特别党员某一方面的特征，但都不全面。 有关特别党员的比较严格的定义性的论述，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1]（P719） 根据张闻天的论述，特别党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处于特别地位”。这个“特别地位”主要是指肩负着党所派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二是“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这两条规定是具有因果关系而又缺一不可的对特别党员的完整规定。因为特别党员“处于特别地位”，所以“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如果没有第一条就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只有第一条没有了第二条，被编入了党的支部过组织生活，那也就变成了普通党员。 （二）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 与普通党员相比较，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阶级（阶层）出身特别。与普通党员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2]（P229）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如官吏（如王昆仑，1933年入党，入党前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军官（如何基沣，1939年入党，入党时任国民党第77军副军长）、资本家（如胡咏琪，1939年初入党，入党时为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保险公司总经理）、社团领导人（如邵飘萍，1925年入党，《京报》创办人、社长）、社会名流（如杨度。1929年入党，曾是支持袁世凯登基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与上层社会人士有联系（如周之友，1946年入党，大汉奸周佛海之子），等等。按阶级成份论，这些人应归入官僚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范畴。 2.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为了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提出过“职业化”[3]的号召，要求共产党员都要有一定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所以在白区工作的绝大多数普通党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工作，拥有一定的地位。但与普通党员不同的是，特别党员不是具有一般的社会地位，而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外于社会的中上层，有些“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4]（P716-717） 特别党员的较高社会地位，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入党前已经具有了中上层社会地位，其后又继续上升的。如万毅（1938年入党）由团长升旅长。另一种是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取得的。如丛德滋1938年入党后由谢觉哉安排，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曾扩清的秘书。 3.担负特别的重要工作。党员要为党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这是党章的规定，也是党员的实质所在。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主要的是他们承担着并非普通党员所能胜任的特别工作或称“特殊任务”，[5]（P20）如情报工作、统战工作、策反工作，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作用。这是特别党员与普通党员的根本区别所在。 4.在党内受到特别的管理。由于特别党员负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任务，要完成这些工作任务，需要保持其党员身份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绝对秘密状态。党组织为保守特别党员身份的秘密，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普通党员的特别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特别党员的入党手续与程序、入党后的管理与教育，等等。 （三）特别党员中的特殊情形 特别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在敌对机构——如政府、军队，政党——中供职。但也有一些是在革命机构中服务，如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新四军中服务。如李世俊，1938年春入党前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正；又如沈其震1941年入党前是新四军军医处处长。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为有利于做统战工作的需要。李世俊是要对晋绥军做统战工作，沈其震则“为了便于我外出工作，继续动员医药等方面专家以及争取急需物资到解放区”。[6] 特别党员的另一特例是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1942年春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除了罗生特是外国人外，也主要是统战考虑。在特定的情况下，非党员身份更利于开展工作。 （四）特别党员与普通党员身份的转换 特别党员转变为普通党员。特别党员一旦不再从事秘密工作转而从事党的公开工作后，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公开也就成为普通党员。解放后，绝大多数特别党员都已成为普通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