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五四运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关于这次由 外交事件刺激所产生的群众运动，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翻捡这些研究论著 ，笔者感到中外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构建扩充关于此一事件的“精英话语体系”， 学者们尤其将注意力集中于事前事后知识界尤其文化思想层面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对于 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及其它面相的探讨则较少顾及。(注：陈曾焘曾认为五四运动的研究 者仅着眼于运动之纯粹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面貌，导致对该运动真正的本质的扭曲，而 模糊了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意义。见陈曾焘《五四运动在上海》，陈勤译，[台北]经 世书局，1981年5月，1页。)在许多“知识人”的笔下，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幅爱国民众 合力抗议政府外交失败的图景，但是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此一重大的外交事 件或者由此而来的“群众运动”究竟有何反应?我们却不是很清楚。(注：目前已有的对 五四运动的研究，对下层民众关注相当少。笔者简单的查阅所得，仅见徐仑《五四运动 中上海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动态》，《复旦学报》，1959年第5期；胡文利《五四运动中 的农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古厩忠夫《五四期の上海社会状况と民众》，《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の视点》，[东京]中央大学出版社部，1986年；高文阁《五四运动中的上海社会底层群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熊辉《五四运动与农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所 谓“下层民众”，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提法，主要指在市郊的农民及在城区文化程度与收 入均低下的民众，包括小贩、工人无业者以及其他阶层。“五四运动”发生时上海医院 院长王彰孚曾称易受置毒谣言影响的人群多为“下级社会”，大概便是指这些民众(见 《上海医院长王彰孚来函》，《申报》，1919年6月21日，第11版)。) 从当时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来看，试图通过“民众运动”的方式来对外交施加压力是其 主要目的。那么，宣传者是透过何种程序来对普罗大众施加影响?在此一过程中，“民 众”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与状态?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为何?又作出了何种反应?罗家伦 在1920年曾说：直到五四运动之时，学生支持的“民众运动”并无实际的民众基础。[1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每次“民众运动”中群众在城市各个空间甚至乡村里弄中所 作出的种种“呼应”行动呢?许多论者也注意到国民外交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或 者把五四运动当作是“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重要表演。[2]然而，“国民外交”究竟 与“国民”有何关系?其所依恃的“民气”或者“民意”有多少实际的存在?具体表现何 如?缺乏基本外交知识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的“集体反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上海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当地民众对此次运动似乎有着广泛的响应。陈曾 焘曾认为五四运动在上海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以及非暴力 的和全民各阶层都参与的一种民众运动”[3]。但是，这些民众的“参与”实际却值得 认真研究。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曾认为五四之际“爱国商人”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个虚像。[4]那么对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农民、工人、小贩、无业者， 他们真的有“参与”五四运动吗?这些民众真的是因为认识到“青岛问题”及当时中国 外交的危机而作出自己的行动吗?还是其行为背后别有其他的动因?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一开始，经由广泛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上海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 气氛，下层民众的情绪也渐渐地陷于不安之中，各种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着。(注：事 实上，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形成也是与谣言的传播密切相关。)其中，上海及周边地区所 流行的日人“置毒”(即放毒)谣言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最重要的谣言之一。这种有关放 毒的谣言在上海造成了一场广泛性的群众集体恐慌，此一过程是与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 展过程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这一“置毒”风潮也构成了上海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 它牵涉到大多数民众的集体反应，甚至促成了许多的民众“爱国”行动。 许多论者认为下层民众是远离于上海的五四运动的。[5](注：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 未必便是一个“精英”都市，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生活的具体空间及状态 经常被研究者们遗忘。如卢汉超在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lifornia,1999)一书中所说，上海不是一个五彩流华 的“近代”大都市，而是一个复制了许多农村特色的“城市乡村”。)但这只是从一个 层面来说。如果从当时因“置毒”谣言的传播而聚集街头乃至采取行动的民众数量来说 ，也许下层民众是作出最多表现的一个群体。本文即试图通过“置毒”谣言在上海以及 周边地区的传播，来观察运动中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实际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对当时发 生的事情又是如何理解的；而此种民众心态的实际情形，与学生及以后一些宣传中的“ 民众反应”间的落差在哪里。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置毒”风潮牵涉到许多层面的问题 ，本文主要对此案中所体现出的民众对事件的认知及与外交层面的一些关系作些梳理， 其他则留待将来的论文中再来探讨。(注：如研究者所注意到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经 常处于无语状态，或者故意逃避说真话，但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往往会透过个体或集体行 动表现出来。也许这就是我们要寻求解答历史事件之谜的一些线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如何避免“精英叙述”，或者由于事后的信息灌输及宣传而塑造出来的“当事人”的叙 述，努力去获得当时场景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一般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五四运动的叙 述，以前多建构在一些参与学生的回忆或者民族主义精英的记载上，而忽略了之外的层 面甚至史料。如果我们在考察民众的“政治意识”及“政治参与”时，对其基本的日常 生活逻辑不清楚，那么理解上便存在窒障。当然，“复原”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面临许多 史料上的障碍。关于当事人在后来的叙述中对“五四”的再创造，可参见罗志田《历史 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