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1883-1944)是中华民国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复杂多变，起伏不定。他于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开始涉足政坛。后曾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反北洋军阀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大力阐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开始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个重要角色：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改组派精神领袖、南京政府行政长官、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副总裁、头号汉奸。正是他的思想、行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主要探究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并进而分析其特点和实质。 一、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 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他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其政治思想也于此时萌发。在1905-1910年这一时期，他主要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中兴日报》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言词犀利、论证有力、影响广泛的文章，大力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民族的国民》[1](P1-52)。该文从法理上、历史上阐述了“民族”、“国家”、“政府”、“国民”等概念，揭露了清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满汉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批驳了康梁所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等谬论，同时明确提出了“排满”、“立国”、“自由”、“平等”、“博爱”、“民权”、“立宪”等主张。此后，他接连发表《革命横议》、《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告非难民生主义者》、《希望满洲立宪者之勘查》、《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革命可以杜绝瓜分之实据》、《论革命之趋势》等文章，鼓吹排满革命，宣扬三民主义，揭露清廷立宪的欺骗实质，批驳保皇派之革命必然招致列强瓜分说、革命必然招致内乱说等论调。 1910年4月，汪精卫因谋炸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而被捕，至次年11月才被清廷释放。一年多的监狱生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他的政治信仰，但对他的政治思想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开始由激烈冲动转向妥协调和。他刚出狱，就结交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样，汪精卫把结束清王朝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所以，1911年11月14日，他应袁世凯之约到北京锡拉胡同谈论时局时，当面向袁进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2](P115)为调和南北对峙双方，11月15日，汪精卫又与袁世凯的心腹杨度，分别以民主立宪党人和君主立宪党人的名义，联合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以保持全国领土（各省及各藩属）之统一为宗旨”，“要求两方停战，鼓吹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争之祸”[3](P29)。汪的做法当即受到革命党人的严厉批评，“国事共济会”仅仅存在20天就草草收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受当时革命党人中流行的“功成身退”、“耻于为官”等思想的影响，拒绝担任政府职务。2月，他参与发起成立“进德会”和“社会改良会”，提倡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赌博、不纳妾等，以改良社会风气[4](P17-18)。5月，他又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8月，他携妻赴法留学，从此在海外过起读书休闲生活，其政治思想也开始趋于消极。 1913-1922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时在海外的汪精卫尽管也能应召回国参加革命，但态度消极，韧性不足。这一时期，他虽然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但他中途又多次出国，甚至有一段时间与孙中山的关系若即若离，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20年初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即《人类共存主义》和《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在前一文中，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夫竞争与互助，同为自然之一法则。”而竞争又可分为“有相长之作用”的“正当之竞争”和“有相消之作用”的“不正当之竞争”。他反对“不正当之竞争”，主张“互助”和“共存”[5](P3-5)。他进而指出：“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其精神即在于不许他人存在，所以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而吾人所不可不努力以为抵抗者也。”[5](P12-13)在后一文中，他用“人类共存主义”分析了巴黎和会前后的中日问题。他说：“夫人类争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即由利害相同之故。浅识者流，每以谓中国日本，大小悬殊，中国而能自强，日本将无容足之地。此其持论，似中日利害相反，无可共存，诚可谓大谬不然者。第一，中国四千年之历史，只有对于他国之侵略而为抵抗，无对于他国而为侵略，实不失为国际之良友。第二，四五十年来日本已先中国而进步，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苟与之提携，则关于国民之经济，可依两利的方法而得无穷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灿然甚明，固有共存之条件，而无争存之原因也。旷观历史，凡人类之结合，皆由近而及远，由亲而及疏，故始于家庭之结合，继之以部族之结合，继之以民族之结合，又继之以人种之结合，然后乃有世界人类之结合。方今黄种之国，存者几何？本可立于共存之域，何必强而纳之于争存之域乎？”[5](P23-24)从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巴黎和会前后，汪精卫一方面反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倡人类共存主义；而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他希望日本放弃其侵华政策，实现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所鼓吹的中日和平、亲善思想的雏形。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时，他就曾发出感慨：“中国的得保独立，虽经迂回曲折，要亦得力于日本极多，此实中国所不得不认识者。此次日本若因天灾而将不能恢复，则中国前途亦颇有影响。此事非仅将为日本一国之不幸，且亦为中国及东亚之不幸。”[6](P223)这正是上述思想的具体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