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也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注：关于1956年危机，除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都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历史档案》、美国《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年鉴》及波兰《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刊出波、匈、捷、俄的有关档案文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115件有关文献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Janos Rainer,"The Yeltsin Dossier: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22-24)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Christian Ostermann[eds.].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led Documents,Washingt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96)此后，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В．К．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мсхий　Союэ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1956 го д，Докумен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eds.],The 1956 Hungat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正是在大量利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注：主要研究成果有：波兰学者Tony Kemp-Welch的论文讲述了波兰危机的起因("Khrushchev's'Secret Speech'and Polish Polities:The Spring of 1956,"Europe Asia Studies,vol.48,no.2.1996)．而Leszek Gluchowski的文章则详细讨论了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eurity Corps,"CWIHP Working Paper,no.17,1997)．俄国学者В．Л．Мусатов和Л．Я．Гибианский的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н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я　исмория．1993．по.1；Н．С．Хрущев．И．Броз　Тито　и　н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я　исмория，1999,по.2）．美国学者Mark Kramer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s 8 9.1996/1997)．匈牙利学者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Terry Cox[ed.].Hungary 1956 Forty Years On.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7;Jen Gyrkei and Miklós Horva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而Csaba Békés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es,"CWIHP Working paper,no.16.1996)和Johanna Granville的专著(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College Station,2004)则重点研究了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此外，Granville的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80,no.4,October 2002)还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真相大白。遗憾的是，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注：例如Granville在其300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提交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年）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中的一章。）中国学者也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学术讨论中。（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年第2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比较集中谈到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的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主要有：王逸舟的《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祖熙和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等，其中论述10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惟一学术成果，是胡舶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辟专章讲述中国与匈牙利事件的关系，其结论是“中国的影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第250页）。这个结论似过于简单。）究其原因，一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注：中国传统观点认为，匈牙利危机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等。其实，早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为1956年的事件平反了。（详见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in Hungary 1956,pp.1-13））二是，或者说主要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开放。（注：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解密的文献年限据说明年可到1960年。）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