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与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之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直接、间接地据此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笔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情况极为严重。但是，仔细查勘辨析，仍然可以揭示出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 一 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的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注：该资料的档案号为：支那事变全般——127（以下简称“日档”）。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在1964年出版回忆录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述及此事的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以及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笔者）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注：香港电第81、82号，收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29-330页。）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不到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破坏汪的组府计划。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注：香港电第126号，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1页。）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他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4页。）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后来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陈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情报范围内与敌周旋”。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17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备忘录）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注：《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简称“蒋档”。）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注：《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档”。）铃木应允亲自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注：《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档”。）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起始时间。日方资料在1937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会谈次数。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1940年2月3、10、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1940年2月8、10日两次。 据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递呈的书面报告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出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回忆录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畑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9页）今井写作回忆录时，利用了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仍然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板垣、蒋介石、汪精卫将在长沙会商，要汪参加。周向汪报告后，次日，周称汪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张治平的书面报告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