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二二八”研究的历史背景 1947年在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腐败统治，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二二八”事件，由台北民众要求惩办缉烟血案凶手的示威再遭镇压，而发展成波及全岛的一场官逼民反的暴动，事变的性质是要求改革独裁统治，实现台湾人民的高度自治和高度民主。（注：参见才家瑞：《台湾二二八事件50周年祭》，《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可是，以陈仪为长官的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总司令部，在事变之初即认定事变是“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注：台湾“总统府”档案《战乱时期重要文件分案辑编》第38册《台湾“二二八”事件”（上）》第46页。）为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制造根据。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撰写的事件报告中，更明确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利用机会，以求改革政治为烟幕，进而逐步发表叛乱之言论，由所谓‘高度自治’而变为叛背国家，脱离祖国之独立主张”（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记事》第10页。）。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官方出版物中继续强调事变性质是“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如：国防部新闻局扫荡周报社由黄存厚等人执笔，于1947年3月底在台中出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记》；由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1947年4月底在台北出版的《台湾暴动事件纪实》；由台北正气出版社的曾今可（笔名游客）编辑，于1947年5月在台北出版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记》；《正气半月刊》第1卷第1、2两期的事件专辑；由警总调查室编辑，以劲雨为化名，于1947年在上海建设书局出版的《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除公开出版物外，当时的许多内部报告，如1947年4月16日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二八事件”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注：李敖《二二八研究》第三版，“真相丛书”第36集，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第9-14页。）以及赖泽涵《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书末所列“A档案部分”等有关资料（注：赖泽涵总主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第415-426页。），也都把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 国民党官方对“二二八”事件的上述定性，由于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就为以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80年代之前，任何主张查清历史真相，还“二二八”事件历史本来面目的行为，在岛内都被视为“为台独翻案”、“为匪张目”的“叛乱”行为。“二二八”成为岛内的政治禁忌。不仅禁止在历史书中提及“二二八”，连文学作品中也一律禁止。如文学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一书中，描述了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该书于1970年10月遭警总查禁。不仅查禁一切涉及“二二八”事变的民间作品，连国民党官方在事变后出版的各种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刊，也禁止在社会上流行。 在80年代之前，岛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书籍，有一些秘密流传到岛内。如台共党员苏新以“庄家农”为笔名，1949年3月在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愤怒的台湾》；杨克煌以“林木顺”为笔名，1948年2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王思翔1951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这几本书中，作者以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亲身经历，向世人揭露了陈仪政权的腐败如何激起了“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队如何屠杀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社会菁英、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其中，苏新（愤怒的台湾》，引证了张琴的“台湾真相”（1947年4月5日《文萃丛刊》第3期）等珍贵的资料。但由于站在揭露国民党血腥镇压的立场，有的书中对事变最初几天各地发生的殴打大陆赴台的“外省人”的事实欠缺叙述，对“二二八”中，台湾难民死难数字“两万人”也嫌夸大，把事件的性质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联系起来，也欠准确。 除上述三本书之外，还有“二二八”事件时在台的大陆人士写的资料，如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注：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中国新闻社南京大中国出版社1947年6月出版。），江慕云的《为台湾说话——历史的大悲剧》（注：汪慕云：《为台湾人说话——历史的大悲剧》，上海三五记者联谊会1948年出版。），类似这样的珍贵资料，保存留传下来的约30余篇。其中，1946年3月由“闽台通讯社”出版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的专家王晓波教授称赞该书“提供了我们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前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掌握了这份资料，才掌握了对‘二二八事件’的社会科学的了解”。（注：王晓波编：《二二八真相》，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3页。） 80年代前，大陆和岛内出版的涉及“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著述，也成为日后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参考资料。如：王芸生的《台湾史话》（注：王芸生：《台湾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李稚甫的《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注：李维甫：《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1977年4月《台声》杂志《“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辑》，邓孔昭编铲二二八”起义资料集》（注：邓孔昭编：《“二二八”起义资料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1年版。）；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二辑）。岛内80年代前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出版物，如丘念台的《岭海微飙》（注：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版，1981年版改名为《我的奋斗史》。），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注：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台中：林献堂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60年。），杨金虎《七十回忆》（注：杨全虎：《七十回忆》，无出版时间地点，约1967年印刷，1989年1月由张炎宪、李筱峰编入《二二八事件回忆集》中，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杨肇嘉的《杨肇嘉回忆录》（注：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出版。）吴新荣《震瀛回忆录》（注：吴新荣：《晨瀛回亿录》，硝琅山房1977年3月发行。）。以上例举资料，其中丘念台《岭海微飙》为日后研究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学者多次引用。丘念台是反割台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1895年斗争失败，随其父到大陆。八年抗战时期，丘念台在第七战区任少将参议，并组织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台湾光复后，一度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广东，3月27日应白崇禧之邀赶赴台湾参加以白崇禧为团长的中央宣抚团。他在《岭海微飙》中说“另一项不可靠的传说，就是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就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作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丘念台这些参加祖国八年抗战后返台的台湾本省人，一直被某些人称为“半山”（“唐山”指中国人，“半山”意为不是道地台湾人，是半个中国人），他在《岭海微飙》中的论述，则被大多数的研究学者所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