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91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和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形成的中共历史研究热潮。第二次是2001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关键点引发的中共历史研究第二次高潮。从总体状况看，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若干新趋向。 一、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历史学者开始探讨中共历史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自觉性进程由此拉开帷幕。中共历史研究凸显学术风格的学术化趋向主要表现为寻求学科归属、明确学科性质、建立学科基础理论体系、正确处理党性（政治）和科学性（学术）之间的关系。 1.增强学科意识、明确学科性质，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学界一直在研讨和争论如何界定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共历史是历史学，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共历史学属于政治性较强的历史学。应该说，把中共历史归结为历史学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正如张静如所说，“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学科，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以避免走上歧路”。“它的研究只能按自身规律去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P521)不过在学科分类时，中共历史学被划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可见中共历史学的学科定位还有争论。但中共历史学寻求自身学科定位本身就表明中共历史研究者的学术归属感在增强。 2.学科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初具规模，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取得的可喜成果。中共历史研究突破了“文革”时期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革命化话语体系。从1986年9月《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中共历史学界召开了十多次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就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等中共历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迈入新世纪，2002年3月中共历史学界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博士点学科建设讨论会，为推动学科建设，本次会议决定在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下建立一个以张静如为主任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并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封底。据悉，中共党史学科专业委员会已获有关部门批准得以设立，论文奖励基金也已落实并在2003年成功举办了首次颁奖仪式。）。经过中共历史学界同仁十几年的努力，基本创建了一整套研究对象明确、研究内容明晰、有独特理论方法的中共历史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方面，明确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侯且岸将其解释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过程”。[2](P184)研究内容方面，明确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发展，党的理论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史，党所领导的革命史、经济建设史，党与国内外党派的交流史等。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共历史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宏观层次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为基础的基本理论，中观层次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分析、现代化分析、生产力分析、社会意识分析等，微观上的回归分析、心理分析、计量分析等一整套、多层次的方法体系。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等著作出版。在中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一些理论学科如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中共党史学批评、中共党史文献学等方面的建设也有相当起色。1991年出版的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标志着中共党史学学科开始建立。1990年出版的由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1991年出版的周一平编的《毛泽东研究七十年》，1993年出版的翟作君、周一平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词典》，标志着中共党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中共党史史料学方面有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书出版。中共党史文献学方面有2001年出版的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以上都是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的优秀成果。 3.中共历史研究者努力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之间关系的科学态度也表明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向。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分野何在，学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3](P37)就中共历史学界而言，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政治性最强的学科。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决定了党史要为政治现实服务。但服务要有“度”，所以他指出，“为政治现实服务不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惟一的选择”，学术研究这一另外的选择也依然存在；“不要把学术观点当做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4](P343)龚育之认为，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作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当做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含义。[5](P794)郭德宏认为学术是党史研究的生命，离开学术性无从谈起中共历史研究。[6]从上可以看出，中共历史研究者对待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 此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正在逐步增强，已经从过去的纯粹宣传性、解释性的研究转换为学理性的分析和诠释。 二、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整合趋向 范式概念经由托马斯·库恩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时髦名词”，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简言之，“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7](P518)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范式整合就是指阐释、研究中共历史问题需要同时运用多种范式如“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以达到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目的。近些年来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出现这种趋向的原因在于单一范式自身的缺陷导致其解释力有限，而整合后的范式相比单一范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革命史”范式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为主要分析方法，围绕政治斗争展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和考察。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角度能够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建国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范式缺乏对经济生活的观照，难以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愈益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的现代化建设。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是试图解释清末以来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新解释框架。这一范式将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从两者互动的角度来解释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从而揭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但它也没有把社会经济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存在。“现代化”范式是在现代化理论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解释框架。现在较为流行的有两个版本：一是中共历史的现代化版本，思路是把中共历史和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在一起来考察。二是社会现代化版本。这一版本认为现代化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并非仅仅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单方面的现代化。[8]自中共历史学家张静如率先倡导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后，“现代化”范式开始被运用于中共历史学界。在这一范式的观照下，中共历史研究从重点研究革命成功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转变到把中共历史和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结合起来，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从哪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共的政策、方针、路线哪些是符合现代化的、哪些是有悖于现代化的。虽然“现代化”范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中共历史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框架，但把评价事件、人物的尺度，相关时空范围内的一切史实都放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内，将导致一些事实被忽视或被扭曲的后果。有些史实人物仅仅用现代化范式是说不清楚的。此外，现代化范式还导致二元化思维模式，容易滤掉一些多元思维方式可以观照的历史关键性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