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中，长期地、公开地实施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中国、韩国、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一、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 1937年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海进攻，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接着兵分两路向南京进击，在12月初进抵南京城下。在这4个月中，日军官兵对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松井石根根据日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为鼓舞士气，以及防止性病在日军中发生与流行，命令日“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负责实施“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11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中国；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日侨“方便屋”老板出面，举办“民间慰安所”；（注：参阅［日］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东京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48页。）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的凶残无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即在日军进占南京城不到一个月，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已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松井石根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很是震惊：在南路兵团的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的第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等人更加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削弱，担心重演二十年前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时期性病蔓延的悲剧，因而下令加速在南京筹建各种慰安所。12月25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谴军”参谋部第二科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并于1937年12月28日召集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迅速得到通过。从此，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就开始在南京建立与实施。总计在日本统治南京近八年期间，日方在南京城内与城外郊区设立的慰安所近40家。 二、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主要途径 日方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是日军各部队遵照日军部的指令，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韩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遂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公开劫掠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与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档触摸一下。（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安全区”内的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作慰安妇。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日军的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注：《魏特琳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士兵井上益男当时奉命“警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营。他目睹了多起日军官兵到该校难民营强行带走中国妇女的场面。晚年他向采访者松冈环女士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南京陷落后，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警备。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军官们也是不像话的，他们是把女孩子带走强奸的。军官都是中队长以下的小队长级别的军人。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注：［日］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译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日军“每日至女收容所内用卡车将大批妇女载去，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