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复杂而又深远。这里着重考察它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因果联系，以揭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深层原因。著名学者邵燕祥曾提出：三面红旗的“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注：邵燕祥为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写的序言。）另有学者指出：“反右派斗争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终于发展为‘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1](p629)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反右运动，始终尊重科学知识及承载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就根本不会有“大跃进”运动的发生。那么，反右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呢？学术界至今尚无专文进行论述，本文拟作些具体探讨。 一 反右斗争的高潮过后，毛泽东断言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供了口实，并多次对此进行严厉地批评，为“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发动扫除了障碍。 毛泽东曾明确讲过：“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2](p180)又说：“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3](p113)而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全面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做法，并由此对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进行了公开地批评。他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没有弄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业务问题。在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在3月成都会议上，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的说明中，毛泽东更明确肯定：“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4](p645)很显然，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口实，在客观上配合了他们的反党活动。 在对“反冒进”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1958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汇报时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4](p641)5月，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党委的一封信中，又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5](p142) 毛泽东在作如上批评时，还严厉指责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是搞封锁，不让参与政治设计，是分散主义，想独揽大权，由此还联想到党会分裂。他警告说：“假如有人和莫洛托夫、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栽跟头。”（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京）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尽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的这一警告是针对彭德怀的，但在当时却给周恩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并对周恩来等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与不满意。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并当众诘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还明确指出：“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具体是指陈云等人。[4](p639)在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指责说：“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 尽管毛泽东在作如上批评时，也曾多次表示：“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北京）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但在毛泽东的一再严厉批评下，周恩来等只好反复不断地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方针性的政治错误，并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等提出的“跃进”发展战略。周恩来还提出了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请求。[6](p438)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等的检讨后，宜布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巩固地团结。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表明“大跃进”运动在排除了所有的阻力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了。 二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决策失误，并进一步强化了党内在领导方法上原本就已很盛行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观念与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