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论者都把“华北自治运动”（或称“华北五省联省自治”）作为“华北事变”中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进行叙述，时间断线为1935年9月至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注：国内出版的教科书和有关著述大都是如此表述。参见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笔者认为，“华北自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假借自治之名、制造完全脱离南京政府、仰承日本鼻息的傀儡政权的运动，是日本侵略者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推行“华北分治”政策的手段（注：参见拙文《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到1935年12月，“华北自治运动”远未结束。本文仅就“华北自治运动”的下线谈一点看法。 一 从政策层面考察，“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华北分治”政策的手段（注：参见拙文《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自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内阁抛出“华北分治政策”，到1935年底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利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来实现“华北分治”政策的阴谋并没有完全得逞。此后，通过“华北自治”继续推行“华北分治”政策仍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主旨。 1936年1月，日本内阁制定了《第一次华北处理纲要》。《纲要》决定，日本对中国的主要目标，在于“援助”完成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其具体措施是：“自治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自治”步骤，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其他三省（山西、山东、绥远）逐步使其主动合流，不能为扩大地域而操之过急；通过对宋哲元的“指导”和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加强、扩充其机能，使之逐步实现实质性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纲要》还提出，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等到冀察的“自治”达到大体上可以信任的程度时，自然地使二者尽快合流。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一般民众上，细节问题尽量要委之于中国方面。为了避免他人的疑虑，这种“指导”仅限于政委会及29军范围之内，只用少数日本顾问。对经济部门，则依靠私人资本自由渗入。通过上述手段，使南京政府毫无反对日满政策之余地。《纲要》对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权限进行了调整：把二者共同策动“华北自治”改为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单独负责，在北平设立一个由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指导的机关，专门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注：〈日〉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以下简称《日中战争1》），みすず书房1982年12月版，第349-350页。）。 《第一次华北处理纲要》的出笼，说明日本将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推行“华北分治政策”。1936年“2·26”政变后，日本法西斯军人逐步控制了内阁。同年8月，日本内阁相继制定了《国策基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等文件。第一个文件表明日本北攻苏联、南下太平洋的意向，初显其侵华政策转变的端倪。后两个文件则提出对中国及华北问题的具体政策：文件规定，处理华北问题的要点，在于完成“华北分治”，以便获得国防资源和交通设备。为此，首先全力进行“冀察两省明朗化工作和分治的完成”。对山东、山西及绥远三省，则不能“勉强……使之与冀察方面合流”（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1969年版，第347～348页。）。应该“采用以防共、亲日和日满华经济合作为重点”（注：《日中战争1》，第366页。）。同时，注意山西、绥远与内蒙古工作的协调。这些政策表明，日本已经把策动“华北自治”作为其尽快获得经济资源，准备进行侵华战争的手段。主要利用“经济提携”，达到华北自治的明朗化。 1937年2月20日，日本又制定了《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356～357页。）。该文件在强调继续对冀察政权进行“指导”的同时，指出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径已经引起“各国的误解”，今后要“慎重行事”。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中没有使用“自治”之类的字眼。 总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到1937年初，日本并未放弃“华北分治”政策。因此，作为实施“华北分治”政策手段的“华北自治运动”也不可能结束。 二 从“华北自治运动”本身考察，1935年12月之前，日本侵略者的企图是：第一、利用种种非武力手段，最大限度地削弱南京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和影响，“寻找”、策动“华北自治”的“最佳方式”，“筛选”其在华北的代理人，为大规模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做准备。第二、指使日本浪人，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政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或组织所谓“自治团体”发表宣言、张贴标语，招摇于街头、喧嚣于报端，制造“自治”出于民意的谎言和“自治”势在必行的空气。然后策动国民党官吏中的亲日派殷汝耕，利用“非武装区”之便，直接把国民党基层政权“转化”为“自治政权”。再以此为缺口，关东军与土肥原紧密配合，诱骗威吓共用，外交压迫与武力威胁双管齐下，迫使华北地区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就范。 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的主要目标是：“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山西、山东、绥远）逐步主动合流”（注：《日中战争1》第349页。）。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宋哲元成为“华北自治”的焦点。
